（德國之聲中文網）從南京傳媒學院舉白紙的女孩開始，白紙運動最初便不乏女性身影。根據中國人權捍衛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2023年初的整理，白紙運動被捕者之中，確定性別者多數是女性，包含從事編輯工作的曹芷馨、媒體人李思琪、楊柳、秦梓奕，以及會計師李元婧、教師翟登蕊等人。

白紙運動滿兩週年之際，紐約的「熱風」（Zephyr Society）組織在網路上發起留言徵集活動。一則署名「倫敦酷兒女權主義者」的留言這麼主張：「白紙事關所有被壓迫、被邊緣的人，這是很多酷兒和女權主義者聲援白紙的動因……生活在中國，還有誰比女性和酷兒更能瞭解被噤聲、被剝奪身體自主權是什麼滋味？」

這則留言提及近年涉及性別的幾起重大事件：「我們被集體404，我們經歷過豐縣鐵鏈女，也經歷過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我們在火鍋店勸人不要抽菸卻被潑液體，我們僅僅想表達對另一個女性的關懷就被警察扣押、毆打，被騷擾、被驅逐更是家常便飯。」

熱風的組織者S認為，白紙這一代人體現出來的是，支持女權、酷兒權益的這批年輕人會是促進社會改變的一股巨大力量。她告訴DW：「我覺得這是大勢所趨，然後在社會有改變之後，會有更好的土壤提供給我們，繼續去追求更多的平權。」

住在東京的「在日女權連帶會」成員Li Yumei則認為，白紙在中國國內恐怕已無太大影響力，但在海外「留下了很多東西」，發展出越來越多女權社群。

早在海外的白紙抗爭之初，許多倡議團體都關注到抗議現場存在的厭女問題，呼籲參與者不要使用侮辱女性的口號。此後，海外社群也發展出「父權不死，暴政不止」等標語。

「關注這議題的人應該是增加了的，」在倫敦的「中國異見者網絡」（China Deviants）執行長倪沛晴說：「雖然在國內被狠狠壓下來了，但是這些故事不會跑掉，衝在前線的女性身影不會消失掉，喊出來的那些口號不會被忘記掉。」

海外女權社群重新定義白紙

如果沒有白紙運動，這些在海外生活的中國年輕人未必有機會展開真正的組織倡議。

據部分倡議者自述，新冠疫情時期中國政府高壓的清零政策，讓他們即使身在海外也難以接受，逐漸有了站出來發聲的想法。直到烏魯木齊大火，至少10名維吾爾人之死觸發了廣泛的同理與反抗聲浪；正是在中國數十個城市高高舉起的那一張張白紙，激勵了海外的中國年輕人，促使他們開始建立社群。

2022年10月的北京四通橋事件，是理解白紙運動的一條重要線索，「不要核酸要吃飯」的標語被銘記至今。

當時已在英國留學的倪沛晴表示，聲援四通橋事件發起人彭載舟（本名彭立發）是她第一次參與策劃抗議活動。後來的兩年間，她所屬團體發起各式各樣的遊行、展覽、工作坊和講座，也不再只圍繞著白紙運動本身。

對倪沛晴來說，政治民主跟性別議題的倡議，兩者從來就分不開。「在我看來它是一個事情，它都是empowerment（帶來力量）。」

一個月前，倪沛晴策劃了一場白紙「異頭」行動藝術，選在萬聖節這天，替白紙賦予新的意義。當時她一襲白色外衣，站在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門口，頭部變成一張白紙，手上纏著鐵鏈。這個構思的靈感和指涉的元素，包含上海萬聖節的「攝像頭cosplay」，還有豐縣的鐵鏈女。

「異頭就是你戴著異樣的頭套……當我把白紙頭套放在頭上的時候，我本身是看不見前方的，這並不是說白紙遮掩了什麼，而是我還是一張白紙，我還不知道我要去到哪裡，我剛剛醒來，我剛剛出生，就像新生兒追逐著美好的東西，但是身上卻纏著道道枷鎖。」

今年春天曾在世界各大城市接力放映的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亦啟發新一波關於白紙的討論；該片導演陳品霖（Plato）至今仍遭中國政府關押。

這波全球播映，更展現出海外倡議團體的新的串聯樣貌。當時參與的組織大部分相當年輕，其中有些團體以女權議題為重要核心，聲援過「雪餅」，也參與連署反對民運圈的性騷擾問題。

熱風的組織者S透露，這波放映行動的基礎，正是「先前海外白紙社群對反性騷擾、支持#MeToo的價值共識上建立出來的」。

面對中國政府的跨境鎮壓，很多海外倡議者無法暴露身份，選擇使用假名。「但是我們怎麼建立連結？在這種無法暴露身份、有一些恐慌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建立連結的基礎就是這些對價值觀的認同，我們一起去簽一個連署信，我看到這個組織簽了，那個組織也簽了，」S表示：「一次一次的，我覺得#MeToo是非常非常重要、幫助我們能夠快速聚在一起的一種方式。」

中國女權行動家呂頻分析，女權議題是許多中國年輕人在海外第一個參與的活動；她們一方面受到中國國內女權運動發展的鼓勵，一方面也「受到運動被打壓的那種憤怒的激發」。

呂頻向DW指出，有一些在海外的年輕人感受到中國國內女權運動「遠程的召喚」，也有些人受泛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其關注的議題重心雖未必是女權，但「跟女權的群體是沒什麼隔閡的」。她以紐約的白紙抗爭行動為例，那時的參與者其實就是「擴大的女權主義和自由派的這麼一個聯盟群體」。

「一個社群的孕育，以及對於行動主義的這種意識，都是有關係的，」呂頻說。「這跟中國國內始終是保持呼應的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最終白紙從國內蔓延到國外。」

女權群體挑戰既有社運文化

在S看來，白紙之後的海外社群透過對性別議題發聲，得以進一步鑑別出彼此的價值觀與認同。

此外，有越來越多例子都顯示，所謂的「白紙一代」與較早期的民主運動群體，因對性別的觀點不同而產生矛盾。

呂頻認為：「海外的白紙運動，隨著年輕人和女權主義者的崛起，改變了海外民主運動既有的結構和文化，然後把反性騷擾這個訴求，去清洗海外民主運動裡面的父權制。」不過，既有的權力結構仍難以由下而上改變，因此這還是個「沒有完成的過程」。

去年6月，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被爆出性騷擾與性侵未遂醜聞。當時熱風組織仍使用延續八九抗爭精神的舊名「民主沙龍」；而就在6月4日這天，民主沙龍發聲明強調與性暴力倖存者站在一起，呼籲王丹積極回應，但最後仍未能促成各方滿意的結果，紐約的六四紀念館也不再與民主沙龍合作。後來，民主沙龍以魯迅文集為名，改名「熱風」。

今年1月，S在網路上指控六四學運領袖蔡崇國性騷擾。其中一封控訴信上，她質疑道：「讓民主運動成為針對女性的高危行業，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S向DW表示，在民運圈倡議反性騷擾議題，動機是希望促使這個圈子環境變好，但過程中也遭民運前輩批評、甚至懷疑她別有居心。

「時代是在往前走的，人對於自由的追求一定是越來越進步的，那如果你不是進步，反而還是原地踏步，甚至還要倒退，我覺得自然就會跟現在新的一個世代的人脫離、脫軌。」S強調，重要的是「自己做好自己，建立新的、健康的積極連結」；至於不願改變的群體，「也吸引不了新的年輕人」。

包含熱風在內，白紙運動之後建立的女權社群紛紛對既有的社運文化與結構提出質疑與反思。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今年3月，捲入#MeToo事件的維權律師滕彪受邀赴日本明治大學演講；在日女權連帶會當時曾發公開信批評，後續更引發一系列網路上的攻防與討論，中國女權行動者馮媛、日本學者阿古智子、中國異議人士胡平等人都有參與。

在日女權連帶會成員永茉觀察，過去的民運與人權倡議圈內，許多人傾向把性騷擾視為應該私下處理的事，「忽視它、不把它當回事，或者矮小化」，甚至當成「求愛未遂」，而非視為可受公評、值得討論的公共議題；在這種情境下，「你把我們叫過去，然後我們『對話』一下，但這其實是很不平等的」。

另一位成員Li Yumei說：「我們想要的是整個民主運動從根本上去反思，到底什麼樣是真正的人權，既往以來倡導的人權裡面，到底有沒有包括女性和性少數群體……你們所反對的這個極權制度也包括父權制，那如果你只反對共產黨政權，不反對父權制的話，其實壓迫還沒有結束。那你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白紙之後在日本成立的海外中國人群體，內部的矛盾與分裂原因涉及性別觀點的落差，以及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差異。Li Yumei認為，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對所謂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可能還不如對於進步價值觀的追求」，後者「跨越中國制度本身」、關注更廣泛的受壓迫者權益。

在英國的中國異見者網絡執行長倪沛晴則說，世代之間在理念上的「對衝」未必是壞事，「不同的思想產生了碰撞，就表示有一定的空間產生」。她也提醒，不應被「白紙一代」和「八九一代」的敘事限制住、從而「戴上偏見的眼鏡」，無法看到每一個人的本質，甚至「忘了大家都想要的是什麼」。

新世代的倡議社群

回顧白紙兩年後自身的轉變，倪沛晴說自己「扛痛和抗壓能力」更強了。「我只能說，能夠倖存下來的人，才能夠變得更tough（強大），倖存不下來的人，可能已經離開……我覺得這些（涉及性騷擾的）創傷在運動圈子裡面還是非常常見的，只不過我個人足夠幸運，可以有那麼多我的朋友也好，我認為就像家人一樣的存在也好，能夠去支持我。」

從一次次的#MeToo事件之中，海外的年輕倡議社群逐漸摸索出反性暴力、反性別歧視的制度規範，希望建立尊重所有個體的安全空間，例如熱風組織辦活動時，會在現場設置專門處理這類事件的專員。

在日女權連帶會也持續透過展覽、遊行與社群媒體等方式，增強社會大眾對性別平權議題的概念。Li Yumei進一步從世界其他地區的抗爭身上汲取經驗，例如巴勒斯坦的女權倡議者：「女權運動的一個口號說，只要誰誰誰不自由，那麼我們所有人都不自由。被壓迫的經驗是共通的。」

兩年前，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人聚集起來，替遠在新疆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發聲；這樣的同理，也讓熱風的S感受到更強大的力量。

「未來的運動，跨社群的合作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只有這樣子，我們全都站在一起打破這些鴻溝，才能去對抗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強權，這也是這個強權最最害怕的，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打散我們，把我們每個人原子化。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去聯繫，就是去建立社群，去理解彼此的苦難，彼此的悲歡，然後能夠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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