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權力二元化的潛在危機

近兩個月來，國際媒體一直盛傳中國存在兩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軍委和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這一形象被一些香港輿論解讀為中國軍方在此次抗擊「非典」的行動中表現得相當消極的深層背景。這一軍政權力二元化現象及其對中國政治的長遠影響，成為前天（周二）香港《信報》一篇文章的分析對象。這篇文章題為《沙士（即「非典」）背後的制度缺陷－軍政權力二元化及其潛在危機》。文章說：„

「在中共這次對付沙士疫情危機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麼中共軍方在這次如此重大的突發事件中一直只作壁上觀，幾乎毫無作為？……從表面上看，這是因為負責第一線指揮的胡錦濤、溫家寶完全沒有軍事指揮權，而牢牢捏緊軍事大權的江澤民又遠遠地躲在上海，沒有絲毫打算放權的跡象。從深層次來分析，這是由於中共體制中軍事權力與政府權力的二元化造成的。按照中共目前的內部權力結構，軍事指揮權屬於江澤民，而本人沒有任何黨政職務。另一方面，胡錦濤作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擁有黨政最高職務，卻沒有絲毫的軍事指揮權，徒有軍委副主席的空名，結果，需要因政務而動員軍權的胡錦濤溫家寶沒有軍權，而壟斷軍權的江澤民又不負責政務。」

文章寫道：「由於這樣的軍政二元化，中共國家與黨的最高領導人無權指揮軍隊。胡錦濤指揮不動軍委，溫家寶指揮不動國防部，北京市政府無法管理軍醫院。……造成軍政權力二元化結構的深層原因是是中共的垂簾聽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聽政者通過佔據軍方來獲得操控政權的權力，結果導致政權與軍權的分離。黨指揮槍原則是對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即軍政一體化）的背離，而垂簾聽政下的軍政二元化更是對黨指揮槍原則的背離，使得中共的政治制度更加遠離文明社會的準則。在目前的這種軍政二元化的格局下，不是共產黨和政府在指揮槍，而是一個沒有任何黨政職務的個人在指揮槍。」

文章最後說：「對中共而言，軍政權力二元化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會增加中共高層內部的猜忌、傾軋、內鬥和分化，大大降低了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使中共政權的民望進一步嚴重受損，導致政府無法調動軍隊來處理關係到民生的重大突發事件；如果這一重大制度缺陷不能盡快得到修補，總有一天會為這一缺陷付出沉重的代價。」

建立文明生活，華人人人有責

「非典」在全球各地正逐漸成為華人的代名詞，給全球華人形象造成損害。針對這一現象，本周一的香港《信報》在社評中說：

「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不願沙士（即『非典』）成為現代『黃禍』的標籤，但無可否認，國人的飲食習慣和對『吃的文化』特殊嗜好，正在成為外國指為觸發國際疫症的禍源，大中華區內對於這種文化現象應該認真正視並加以糾正。」

文章說：「世衛成立的宗旨之一，是教導人民衞生的生活方式，港澳台都不是世衛成員，但相信對於促進內地改善衞生的生活方式應該義不容辭，尤其香港是最西化的大城市，但近年公共衞生水準不進反退，部分現象更令人不忍卒睹。我們認為，經濟復甦雖然重要，但香港在徹底控制疫情、有效管理跨境的沙士傳播之前，不應急於游說世衛解除旅遊禁令，目前的工作仍然應以抗炎為首要任務。」

瘟疫對經濟影響，各執一詞

「非典」事件給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最近已經開始出現。香港有經濟分析家認為，如果中國大陸的「非典」到今年七月還不能控制，那麼將對中國經濟帶來長期負面的影響。但也人認為，「非典」動搖不了中國經濟的增長。美國道瓊斯新聞社在香港主辦的《遠東經濟評論》引用這些正反意見後指出：„

「雖然中國今年前三個月經歷的那種快速增長差不多可以肯定不會在第二個季度出現，經濟分析顯示，長遠來看，中國經濟將具有很高的彈性。......首先，使中國對國際商業界特別富有吸引力的各種因素－包括原材料和廉價的勞動力等等－將不會因為薩斯（即「非典」）危機而改變。......同時，人們擔心，中國經濟可能過熱。中國經濟增長減緩可能是件好事，因為它可以讓中國認真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並考慮加強透明度，從長遠來看，這些將加強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是，並非所有人都這麼樂觀。摩根斯坦利中國部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擔心，薩斯危機上的硬著陸可能衝擊財務上狀況不佳的建築公司，私營企業，並最終衝擊中國的金融系統。而經濟增長的減緩將可能削弱中國公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舍爾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大部份來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