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上周末，兩名外媒記者在中國河南省的鄭州報導當地嚴重洪災時，遭到當地民眾包圍丶阻攔及質問，後來相關影片在中國與外國的社群網站上都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

中國官媒針對這起事件發表報導與評論。《環球時報》在評論中稱中國公眾對西方媒體的報導產生憤怒情緒「完全事出有因」，因為「西方媒體長期扮演了抹黑中國的角色，對西方社會形成偏執的對華看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少中國網民也在相關社交影片底下留言批評西方媒體記者，表示「指望這些記者公正客觀是沒有用的」，以及「以後對待境外抹黑記者，舉FAKE NEWS 牌子，喊fake news 口號，並全程影片記錄，讓他去剪片子吧。」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27日也針對這起事件發表聲明，表示對近日在網上與河南當地外媒記者所遭遇的騷擾感到非常擔憂。他們列舉了不少外媒記者在網路上與河南當地遭遇到的騷擾行為，包含河南共青團在微博上呼籲民眾通報BBC記者Robin Brant的行蹤丶在河南當地的外媒記者被群眾包圍及被強迫刪除拍攝的畫面，以及外媒記者收到死亡威脅。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聲明中寫道：「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對於中國對外媒越來越強大的敵意感到失望，而中國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是造就這種情緒的基礎，中國官員或官方組織有時也會鼓吹相關的情緒。在網上，批評者錯誤地指責外媒記者是間諜和叛國賊，並向他們發送威脅訊息。我們呼籲中國政府堅持其承諾，允許外國記者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各地進行報導，並堅持其保護人民安全的責任。」

「外媒缺乏實地報導機會對中國不利」

面對外媒記者在中國處境日益艱難，曾在中國擔任數十年外媒記者丶現為美國智庫外交政策協會高級中國研究員的張彥表示，中國政府指責外媒損害其國際形象的說法，是造成中國內部對外媒的氛圍日益惡化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告訴德國之聲：「我認為外媒缺乏實地報導的機會其實會傷害中國，因為能派駐中國的外國媒體往往能把報導寫的更加細致。我認為從境外報導中國事務的媒體對中國的看法往往是黑白分明的，而他們的看法似乎越來越負面。」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研究員Yangyang Cheng 則認為，中國政府一直批評外國媒體不瞭解中國內部的情況，或是指責他們受別有用心的勢力驅動，而許多中國公眾也不信任外國媒體，認為他們的報導有偏見或「太負面」。這也顯示中國民眾不信任外國媒體其實並非新的現象。

她告訴德國之聲：「現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眾反擊的規模和強度，這與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更直接相關：中國現在更富裕丶更強大丶也更有威嚴。中國人民也因此更有信心與膽量向對外國媒體長期以來的不滿做出反擊。」

外媒負面報導使北京「惱羞成怒」

中國獨立學者吳強則表示，過去中國主要透過外交部與《環球時報》來批評與指責駐華外媒，但過去幾年隨著中美貿易戰與新疆議題的發酵，相關的指責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強烈。

他告訴德國之聲：「對中國的官方與民眾看來，雖然近年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數量增加，但其實都是跟中國相關的負面新聞。中國民眾逐漸在官方引導下，逐漸對西方媒體產生激烈的不滿，這些不滿其實不是中國民眾的不滿，而是中國官方的不滿，而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負面新聞數量的上升。」

吳強認為，西方媒體往往只是如實報導在中國發生的事，或是以「冰山一角」的方式來呈現中國與西方國家在人權丶新疆丶香港與威權主義等領域發生的脫鉤。然而，針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深層邏輯，西方媒體並未深度報導，因為這些深層邏輯對西方媒體來說，往往是很難在報導中呈現的。

吳強說：「所以浮在檯面上能報導的，西方媒體過去幾年越來越多以負面報導的方式來呈現。另一方面，中國的宣傳部門其實很在乎國外評論，而媒體報導是他們少數能看到的外部評價。中國政府極其看重這些外部評價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其統治的正當性也需要外部評價。在缺乏內部評價時，它們便必須高度仰賴外部評價。」

他說，由於中國政府一直把媒體看成宣傳的一部分，加上他們對外國媒體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它們都應該報導「紅星照耀下的中國」，所以當報導並非以這種方式呈現時，中國政府就會「惱羞成怒」。

吳強告訴德國之聲：「其實在改革開放40年中，這種心態從沒放鬆過，但卻不像今天這麼強烈。過去兩年由於中國碰到一系列外交挫折，這也讓中國政府『惱羞成怒』的反應變得更強烈，他們無法容忍海外媒體報導他們的內政失敗，因為這與他們過去幾年宣傳的偉大丶光榮丶正確是相悖的。」

吳強指出，中國政府「惱羞成怒」的情緒過去兩年不斷匯集，最後便在最高層級形成一種系統性對西方媒體的敵意。他認為，中國政府現在把與國際媒體的關係納入宣傳戰的一部分，因為他們認為若不這麼做，就會被新聞自由給「顛覆掉」。他說：「中國政府已把這一切提升到戰爭的高度來看。」

「北京已放棄經營與外媒的關係」

張彥回顧，當他1994年首次赴中國當駐華記者時，中國政府確實有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培養與外媒記者的關係。他告訴德國之聲：「中國政府組織了更多有關背景介紹的對談和組織更多前往中國偏遠地區的旅行。他們與外媒記者也有更多一對一的討論。外媒記者能對他們有更多個人層面的認識，我認為這有助於使事情順利進行。」

然而，他認為相關的努力現在基本上已不存在，因為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外國媒體是國際體系的一部分，是要對付中國的，所以試圖培養與他們的關係沒有意義。他說：「我覺得中國政府已經有點放棄經營與外國媒體的關係。」

張彥認為，現在外國媒體越來越難獲得來自中國社會的觀點，而這也可能變成一個問題，因為中國與外國媒體會因此傾向用更誇張的方式來描述對方，這也會讓報導中缺少了描述中國境內現實生活的細微差別。他說：「我認為這種細微差別比以前少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對中國是個遺憾，所以我認為他們應該允許更多外媒記者回中國報導。」

耶魯大學的Yangyang Cheng則認為，隨著中國政府的對內打壓和對外的侵略性行為，以及外國政府的回應和他們自己的議程，國際社會將越來越難從中國內部獲得獨立且不受限制的報導。她告訴德國之聲：「中國政府也會透過其國家媒體機構或其政府機關，讓願意講述對中國有利的故事的外國記者到中國採訪。我擔心這會塑造一個日益兩極化的媒體格局。」

她補充道：「來自中國境內的故事可能被認為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安全』的，而外界也可能認為批判性的故事只能由身在中國境外的人來完成。雙方都有理由懷疑或否定對方，中國和外國公眾將對中國的看法將有極大差異，而這也會使雙方之間的鴻溝將擴大到非常不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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