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決定未來的最終因素
2018年12月12日(德國之聲中文網)在鄧小平南巡的1992年以後,外國直接投資(FDI)一度達到整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15%,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產出增長和技術提升。除了前面文章討論到的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上的重要作用之外,人力資本也是一項難以忽視的重要因素。
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理解外資的選擇,勞動力的性價比一定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只有和勞動力的結合,資本這個生產要素才能夠生產出GDP來。那麼,哪個國家的勞動力性價比越高,FDI就越願意進入哪個國家。這是很樸素的道理。
這裡之所以不用廉價,而用性價比這個詞去描繪勞動力的狀況,是因為資本在選擇投資國的時候,就像消費者逛商場一樣,並不單單看了價格標籤就買東西,還要比較東西的品質,看看是不是物有所值。那麼在剛剛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怎麼樣呢?
在分析勞動力素質的時候,有兩個比較好的品質指標,來分別衡量"低端的勞動力(工人)"和"高端的勞動力(工程師)"的品質水準:首先是成人識字率。它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質,這裡所說的"普通工人",實際上是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初級階段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重要生產要素。由成人識字率可以反映這個國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識水準。識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夠理解現代大工業的操作程序和熟練能力。中國政府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好。1990年,中國的成人識字率達到78%,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76%。大家或許會不滿意於這樣的水準,怎麼才達到平均水準?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國人均GDP還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10%!(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當時中國大約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準是超過4000)
這說明:中國政府在經濟起飛之前,已經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儲備了足夠優秀的普通勞動力。由此,在全世界吸引FDI的競賽中,中國可以成為最能夠吸引外資的發展中國家!與之相對比的印度,這個更加接近於西方國家體制的發展中大國,照樣有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護產權的法治體制,但是在國際資本面前並沒有那麼具備吸引力,因為印度的成人識字率到2015年才達到72%。
不過印度有印度的優勢。在第二個衡量指標中,印度曾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那就是"大學入學率"。這個指標說明的是未來勞動力中的工程師比例,或許它能夠部分地代表經濟增長中的創新能力。在2000年,中國是7.7%,而印度是9.5%,兩相比較,印度的優勢明顯。所以記得在九十年代我們念書的那會兒,不少經濟學者認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或許會比中國發展得好。
但是這個情況在本世紀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2000年開始,中國政府啟動所謂的"大學擴招計劃"。到2005年,僅僅五年之後,中國的大學入學率就已經達到20%,這已經非常接近世界水準(24%),而印度依舊徘徊在10%左右。雖然有意見認為中國大學擴招"只重數量不重品質",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大學生數量的急劇上升,為現在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迅速增長提供了保證。很難想像,如果沒有足夠數量的大學生介入勞動力市場,中國能夠誕生阿里巴巴騰訊和華為這樣優秀的高科技企業。
行政主導創新?沒戲!
大學擴招增加了中國高端勞動力(工程師)的數量,但是大學本身的教學和科研水準的提高,才能改善未來中國工程師的品質。而只有提高未來工程師的品質,才能保證創新成為企業和宏觀經濟的主要驅動力。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需要從資本積累和資源耗費轉變到創新驅動,也提出了諸如"2025中國智造"的計劃。但是對於如何才能建立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也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認識。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大學體制變革遲遲沒有進展得到佐證。
從中國高校的行政管理體制來分析,似乎有點兒對這樣的崇高使命勉為其難。因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種方式,而科研創新是最具不確定性的人類生產活動。所以,很難想像,也從無先例,一個最低效的管理方式會誕生最有不確定性的創新成果。從這一點上分析,我不看好中國未來的創新轉型。
不過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國的開放度很大。我們本土的大學科研機構受制於行政體制,但是我們的學生和老師卻可以通過和國外先進大學的合作,得到長足的進步。幾年來中國的留學生數量大幅增長,回國數量增加更加快。因為體制原因,中國不能像吸引產業外資一樣把教育領域開放給世界,但是出口學生相當於進口大學。1996年中國的出國留學生數量才區區2萬人,到2015年已經超過50萬。更加可喜的是,回國率(回國人數/出國人數)從當初的30%提高到現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學招生一萬人計算,每年50萬的出國留學生相當於我們進口了50所大學。
但是,一個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大國,真的能夠把未來寄託在外國的教育機構上面嗎?
本文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40年系列文章的第五篇。
作者沈凌為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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