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規定並沒有廢除許多針對外國人的特殊條款，例如前往西藏要申請批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行為也有專門規定。在出現遊行示威、罷工、事故或非常情況時，警察可以繼續以維護社會秩序為由阻止記者採訪。

不過，中國官員畢竟不能像以前那樣肆意給外國記者製造麻煩，也不能指責他們違反規定進行非法採訪。北京記者俱樂部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2004年以來，至少有72人次的記者受到以上指責，工作受到阻撓。當局的『彈性條款』規定，派駐中國的記者只有在預先向當局通報採訪目的並獲得批准後，才能進行採訪工作。

現在，新的第六條取消了這一舊規定，但1990年的其它規定仍然有效，中國的安全部門不必擔心會失去對外國新聞記者的控制。特別是第14條，禁止記者從事與其身份不符、危害國家安全、統一和公共利益的一切活動。第21條規定，這一條的解釋權在中國外交部。」

熱比亞曾是中國人大代表、維吾爾族企業家，自政治上失寵後，去年秋季被迫流亡美國，在海外為維護新疆維吾爾族的權利而和平奮斗。她留在中國的兩個兒子最近因所謂的偷漏稅款一個被判入獄，一個課以罰款。法蘭克福評論報寫道：

「香港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的貝克林說，『這明顯是對熱比亞為維吾爾人維權的報復』。熱比亞的兒子沒有獲得充分的司法辯護，對他們的訴訟有很大疑點。多年來，人權組織批評中國國家在這個原料豐富的地區迫害維吾爾人。反叛的維吾爾人受到系統刑訊拷打，為恐嚇居民，人犯被公審處決。

為了加大對異議人士的壓力，北京領導人不惜搞株連九族。其它事例也提供了證明。記者戴晴因批評三峽工程曾入獄一年，當局不允許她的一個女兒上大學。其它一些民權人士的家屬失去了工作或被解除了住房租約。

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領導抗爭的前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在軍隊開始屠殺後逃亡國外，15年不能會見父母。中國當局不批准他的父母出國休假看望兒子。吾爾開希說，因為政治異議人士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就懲罰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