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是怎樣想到要寫這樣一本書的？

馬凱：這個主意產生於川普当選美國總統的那天晚上。當時我就覺得，我們西方民主國家內部正在發生一些非常危險的事情。我意識到，川普的滿嘴謊言、滿嘴"另類事實"，其實我都懂。我在專制國家中國、半專制半民主的土耳其生活了二十幾年，現在卻發現，我們民主國家的民眾似乎已經忘記了專制統治者如何系統性地運用謊言。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向大家闡述專制獨裁體系的運行機制。又因為我對中國最熟悉，所以我的這本書就主要以中國為例。

德國之聲：中國當局對社會的管控與壓制，近年來也在不斷升級。或許這也是您要寫本書的動機之一？

馬凱：作為《南德意志報》駐華記者，這類話題我本來就是每天要寫的。但是您說得沒錯，我也有同樣的感受。如今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包括對公民社會打壓力度的增強，都是這個國家一場新的劇變的一部分。我們真真切切地在經歷一個全新中國的誕生。由鄧小平呈現的、我們在過去三、四十年內所習慣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不復存在了。如今的全新中國，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人們還沒能瞭解它。

德國之聲：您在書中寫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智慧型化、數字化專制制度的革命，並且從正反兩方面去描述。您是否認為、或者說您是否擔心，經歷了數字化洗禮的中國模式，會取得對西方的體制優勢？

馬凱：我當然不希望見到這種局面，我也不認為中國模式會最終勝出。但是它對我們構成了挑戰，畢竟這是一種全世界都未曾見識過的制度：數字化的列寧主義專政。而且這種制度還在積極向全球擴散，想要獲得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想要制訂國際規則。面對這種我們從未見過的全新模式，我們必須睜大眼睛。不過，我不相信中國模式會最終勝出。北京確實拉開了體制競賽的帷幕，數字化專制對中亞、非洲以及其他地區的新興國家很有吸引力，但是對於德國、法國等老牌國家而言，中國模式不太可能就突然能超越現有的自由民主模式。在尊重人性尊嚴的方面，我們歐洲體制當然更好，而在效率以及社會治理層面，我認為西方模式最終也會是更好的形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就不必保持警惕迎接挑戰。

德國之聲：您還提到了在華德國商界人士所扮演的角色，注意到了他們的姿態轉變，並認為他們從前幾乎是盲目的。是什麼造成了這種轉變？

馬凱：我所說的盲目，指的是德國商界人士不願意看清中國體制的本性。他們以前一直不願意說中國是專制國家。而最近一兩年間的姿態轉變，並非是因為他們突然變聰明了、變得有能力去認識中國的本質了，而是和他們的經濟利益受到了觸動有關。在中國連續掙了幾十年大錢，如今他們也突然被中國體制的本性所衝擊，所以這些商界人士就突然認識到了原本不願意去認識的中國體制之本質。現在他們知道，中國的政治可以凌駕於經濟之上，經濟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現在他們還突然覺察到了在華外資企業中的中共支部。從前這些黨支部不過是在中秋節給大家發月餅，現在突然要求參與企業決策。到了這個時候，德國商界人士才突然驚醒，意識到自己的障眼法已經被現實所衝擊，切身利益已經受到了威脅。

德國之聲：80年代您還在念書時就去過中國，後來又做了很多年駐華記者，累計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就您個人的觀察，如今的中國社會是不是受到政府壓制管控最嚴厲的年代？

馬凱：如果撇開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那一段時間，我覺得如今中國社會正在遭受政府最為嚴厲的管控。這種力度的壓制，確實是很多年所未見。

德國之聲：您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國，搬遷到哥本哈根成為《南德意志報》駐北歐記者。為什麼？

馬凱：我在中國確實生活了很多年。最後決定搬走，很大程度上也確實是因為北京的生活環境。我有三個還沒有長大的孩子，我不想讓他們在霧霾中成長。同時，我也毫不隱瞞地說，政治環境也是促使我離開的原因。確實，如今的中國正給人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對西方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高。從純粹新聞職業的角度而言，我應該繼續留在中國。但人總是會疲倦的，所以最後我就寫了這本書，把我想說的話都寫了進去。這是一本寫給中共當局的告別信，也是寫給我自己的，好讓我安心離開中國。然後我就可以呼吸北歐的新鮮空氣，我的孩子們也能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德國之聲：現在您成了駐北歐記者，但還是和中國脫不了干係……

馬凱：是呀，我不會不關心中國的。其實這不取決於我，而是取決於這個時代。我們不可能擺脫中國，中國正在走向世界，它的經濟早已攸關全球。同時，中國也在國際舞台上提出政治訴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不久前對瑞典政府頻頻喊話。還有丹麥，近期正在考慮禁止格陵蘭邀請中資企業在北極地區修建機場。即便在北歐，中國也正在頻頻登上媒體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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