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施羅德毫無妥協地要求國會支持派兵到阿富汗，並且以信任問題約束議會黨團，要求本陣營議員必須支持這項決議，否則聯合政府將面臨瓦解的危險。一年之後，施羅德又毫無妥協地拒絕對伊拉克的戰爭。

德國一方面對美國表示毫無保留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完全的拒絕，這看起來令人難以理解。其實，這兩項決定都是德國人「自我解放」過程的一部分，這種「自我解放」也是施羅德政府的一貫政策。施羅德上台後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使統一後的德國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新一代德國政治家認為他們不再有納粹時代的歷史負擔，德國應該在國際上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擁有全部的義務和權利。

這種自我意識首先必須在內政上獲得貫徹。對具有和平傳統的執政黨以及施羅德總理和菲舍爾外長等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過程。施羅德和菲舍爾的紅綠政府在執政初期就作出了派兵到科索沃的困難決定，兩年後又決定派兵到馬其頓。承擔新的外交責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911事件扮演了一個催化劑的角色，德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快速而讓人信服地採取行動。事實上，德國政府也沒有猶豫太久，施羅德以強硬的手腕取得了外交自主權。德國證明它是忠實的盟友，並借此為對美關係的自我解放創造了先決條件。

德國新的外交政策並不是按部就班的實施，而是以極快的速度在改變，結果造成了一些策略上的失誤。許多的決定，特別是施羅德的決定，往往都是在困境中或是即興作出的。施羅德在選舉中以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為訴求，這是錯誤的，因為這阻撓了德國發揮進進一步影響力的機會。如果當時德國政府能更聰明地運用它的外交份量，那麼德國的批評將被更嚴肅的對待，而且也會取得正面的效果，從而不會導致當時所有的外交渠道都被封閉。

德美兩國關係不應該長期受到影響，這一認識首先要歸功於伊拉克戰後局勢的發展和布希政府政策失誤。布希已經認識到，美國還是需要德國這位盟友。

布希的這一認識是與德國之前所做的貢獻分不開的。德國通過科索沃、馬其頓和阿富汗的維和使命證明它可以擔負起國際責任。德國也將在伊拉克重建問題上扮演一個角色，因為這也符合德國的利益。德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學到，要獲取利益，是必須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