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1930年3月，美國國會批准了參議員斯姆特(Reed Smoot)和眾議員霍利(Willis Hawley)提出的一項法案，將2萬余種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1830年之後的最高水準。同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胡佛正式簽署了這部被稱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案"的法律。

該法案生效兩年後，美國的進口商品稅率達到了一個巔峰。根據美國商務部多年後的統計，1932年，在所有需要繳納關稅的進口商品中，平均關稅率達到了59.1%，僅次於1830年的61.7%。不過，超過六成的進口商品享有免稅待遇，因此全部進口商品的總和平均稅率在1933年為19.8%，但同樣也遠遠高於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前的13.5%。

斯姆特、霍利等人提出該項法案的動機，是保護困境中的本國勞動者之利益，減小外國商品對美國相關產業的衝擊，並縮小美國的外貿逆差。然而，這部法案生效後，美國的宏觀經濟各項指標卻一路走低。受到高額關稅的直接影響，美國進口貿易額猛烈縮水2/3；同時，由於許多國家都對美國採取報復性關稅的等反制措施，美國的出口貿易額也嚴重萎縮。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指出，1929年至1934年間，全球貿易萎縮了大約66%。外貿的縮水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本已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許多企業因此破產，導致大量企業破產，使得美國全國失業率從1930年的7.8%猛增到1933年的25.1%。

曾經在歐巴馬麾下擔任美國副助理貿易代表的金凱德(Trevor Kincaid)3月初在一篇為路透社撰寫的專欄評論中指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貿易戰，讓美國工人丟了工作、美國農民丟了客戶、美國家庭買不起商品，將192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徹底催化成全球大蕭條，某種程度上助推了許多國家的極端政治勢力，間接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學術界觀點不一

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羅奇。他在今年2月為瑞士《金融經濟報》撰寫的一篇專欄評論中寫道："貿易戰是輸家匯集的地方。川普总統許諾'美國終於又將成為贏家'，這也許是最大的諷刺。1930年，美國國會參議員斯姆特和眾議員霍利也作出過同樣空洞的許諾，並對外國商品徵收具有貿易保護性質的高額關稅。這加劇了經濟大蕭條，並導致了世界局勢失穩。可惜的是，這一現代歷史中極為慘痛的教訓，如今卻遭人遺忘。"

這兩人也代表了當今經濟學界對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較主流觀點。一些更為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該法案通過前持續數年的政治紛爭，也是1929年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爆發之後，這部法案更是將其演變成大蕭條。

不過，也有許多享有盛名的經濟學家對所謂主流觀點提出質疑。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1929年至1932年間，外貿和經濟產值雙雙下跌，但是在1932年至1937年間，經濟產值的增幅卻明顯大於外貿；克魯格曼因此認為，該法案"至多是在經濟復甦時妨礙了外貿復甦而已。"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 又譯佛利民)則更為直接地指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並不是全球大蕭條的誘因，負責發行貨幣的美聯準沒有採取足夠的應對措施才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弗裡德曼本身是自由主義的旗手，堅信自由市場經濟是政治自由與社會自由的保障。

吸取歷史教訓？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從一開始就遭受許多人反對。除了出台一系列報復措施的外國政府，許多擔憂外國反制的美國企業、財團也紛紛上書胡佛總統，請求否決該法案。1932年，大蕭條幾乎抵達了巔峰，斯姆特和霍利所許諾的經濟繁榮完全沒有蹤影；憤怒的農民和工人在國會改選中懲罰了這兩名貿易保護主義者，讓他們失去了議員席位。同年，民主黨的羅斯福在總統大選中則提出重新降低關稅，並贏得了大選。羅斯福上台後，關稅逐年回落。

而二戰之後，眾多西方國家都吸取歷史教訓，建立了多邊貿易協定體系，開始大規模互相削減關稅。美國經濟史學者林德(Michael Lind)則認為，這是因為二戰後美國工業"在全球範圍內沒有竞争对手"。

但是，美國經濟此後每次面臨危機時，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依然會有所抬頭。而二戰後崛起的日本、中國等後發國家，也都採取過各種貿易保護手段，從而為本國產業提高競爭力贏得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