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被中共當局重判十一年，為六四以來二十年間最為惡劣的一起因言治罪的案件。當年，作為天安門廣場的四君子之一，劉曉波先生是八九民運後期的靈魂人物，雖為此承擔了牢獄之災，但也沒有被判處如此重刑。這一判決是由政治家的九個小矮人共同作出的"集體決定"，但它不會奠定胡溫式的穩定的基石，反倒敲響了胡溫虛假民主的喪鐘。胡溫政權刑罰之酷烈、手段之卑劣、謊言之無恥，有甚於鄧小平與江澤民，而直追陰魂不散的毛澤東。至此，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蕩然無存，即便是鄧小平在最後的歲月裡以及繼承其衣缽的江澤民所執行的某些懷柔政策，胡溫也都統統棄而不用，其猙獰之面目暴露無遺。今天，胡溫敢於公開回答艾曉明女士的追問嗎："劉曉波要活活等過四千零二十一天才能回家；難道今天的現實比《天方夜譚》更魔幻嗎？那個混世魔王蘇丹被山魯佐德的故事講得心回意轉，卻也不過一千零一夜，難道聽劉曉波故事的聖上，比一千年前的蘇丹更愚鈍？"

劉曉波案從開庭到審判的三天之間，全國各地的政治警察們傾巢出動，晝夜執勤。受到其騷擾的獨立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達數百名之多，這年頭不會有人像梁山好漢那樣"劫獄"，他們為何還如此害怕大家去法院外邊聲援劉曉波呢？此次秘密警察行動之規模，創下了中共建政以來政治審判案件中的最高記錄。好像不是劉曉波在受審，而是胡錦濤在受審。相比於海外媒體一致嚴厲聲討中共當局玩弄司法、侵犯人權的惡行，中國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報導此案，哪怕是只言片語也找不到。鄧小平時代審判魏京生等政治犯，中共的喉舌上作過不少的報導，表明在那個時代中共還有壟斷意識形態並對民眾實現洗腦的信心，有將政治犯搞臭、搞垮的信心。而在今天，胡溫連鄧小平的百分之一的自負都沒有了，不僅沒有讓民眾相信其"科學發展觀"的信心，而且連在喉舌上連篇累牘地批判劉曉波的信心都沒有了。他們根本不敢讓老百姓知道有這樣一個案件，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一旦老百姓作出自己的判斷，那判斷一定不會"跟中央保持一致"。於是，他們對訊息進行嚴密封鎖，對批評意見不聞不答，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模樣。確實，不是胡錦濤將劉曉波送上審判席，而是劉曉波將胡錦濤送上審判席，就如同當年哈維爾將胡薩克送上審判席、曼德拉將博塔送上審判席一樣。

我輕蔑地對那個前來找我談話的國保便衣說："這不是你們在審判別人嗎，你們為什麼還怕成這樣？"當然，真正感到害怕的並不不是這些可憐又可恥的警察。這些拿著納稅人的錢卻侵犯納稅人的基本人權的警察，以一副頗有苦衷的表情對我說："我們不是你的敵人，我們這樣做只是為了保住飯碗而已。"這是他們麻醉自己的良心的唯一辦法，他們既是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們的這一恐嚇策略能夠奏效嗎？這些天來，事實證明戰勝恐懼的民眾越來越多：真正感到害怕的更不是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劉曉波的母校吉林大學的大學生在黑板上寫下了支持學長的文字，香港的幾十名年輕人奔赴深圳關口"投案自首"，人們用推特等新的網路傳播手段表達抗議……這個案件沒有像當局設想的那樣被冰凍起來，而是繼續發酵，甚至成為對千千萬萬中國公民的一堂憲政啟蒙課程。所以，每多一個人聽到劉曉波的消息，每多一個人聽到零八憲章的消息，那些竊居中南海的高官顯貴們便會心驚膽戰、寢食難安。如果胡溫念茲在茲的穩定，必須依靠將劉曉波關進監獄，那麼這種穩定是何等脆弱！胡溫將穩定當作一道緊箍咒，套在全體國民的頭上，也套在自己的頭上。從某種程度上說，胡溫自己已經被穩定所異化了。

為了保持所謂的穩定局面，為了保持他們自己永遠是"先富起來的人"的格局，中共的掌權者們不惜幹任何壞事。他們逼迫拆遷戶自焚，他們將小販打死在街頭，他們把不願同流合污、手染鮮血的趙紫陽幽禁至死，他們的寶馬車撞死路人以後悠然逃逸，他們捏造出處女賣淫的荒唐案件，他們無視法律的尊嚴抓捕人權律師，他們將上訪的結石寶寶的家長抓進監獄……在這個"和諧社會"裡，是極少數的特權階層與所有人為敵；在這個"大國崛起"的時代，空蕩蕩的"大國"中卻只有一群"寡民"。從六四開槍殺人之後，中共當權者對武力的迷戀成了一種慣性思維。民間的反抗愈演愈烈，當局的鎮壓也愈演愈烈。英國作家切斯特頓在回答一家報紙的命題徵文"你認為這個社會的問題出在哪裡？"的時候，他的回答只有一個字："我。"今天，中南海中的袞袞諸公，有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才是不穩定的源頭呢？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顛覆國家政權的不是劉曉波，而是胡溫當局。

劉曉波的所作所為，不僅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是如蔡鍔當年所說的那樣"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蔡鍔怒發沖冠起兵雲南，不是為了紅顏，更不是為了權位，而是為了"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劉曉波持續二十年以健筆批判當權者，不是為了個人的名聲，亦無任何的權力慾望，也是為了"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從梁啟超、蔡鍔、胡適、殷海光到劉曉波……這是一個不甘為奴的偉大的中國人的譜系，他們是中國人被專制獨裁所摧殘數千年之後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所在。當年，企圖稱帝的袁世凱敗亡之後，梁啟超撰文剖析其留下的種種隱毒說："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余，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栗，見黃金則膜拜，吾挾二物以臨天下，夫何其不得者。"梁氏以如炬之目光，透視袁氏篡權的秘密："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以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為奴隸。……袁氏窺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窘蹇之，使其不能自存。"其結果，先是摧毀知識階層的獨立性和批判精神，使得文化精英趨炎附勢、追名逐利："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無庸為諱者也。"繼而讓全體國民對動物莊園裡的生活甘之如飴，甚至"盡喪失其為人類之價值"。

袁世凱之隱毒，比之共產黨黨魁毛、鄧、江、胡之隱毒，乃是小巫見大巫。袁世凱運用的"白刃"與"黃金"，也就是"大棒"與"胡蘿蔔"，在中共掌權者那裡，更是無比嫻熟，"兩手抓兩手硬"。故而今日中國人之奴性，比之民國初年，又要根深蒂固若干倍。劉曉波所面對的民族精神的沉淪，也就比之蔡鍔和梁啟超那個時代深重若干倍。劉曉波正是梁啟超所說的那種既不怕白刃，也不愛黃金的人，二十年來，中共幾度抓捕之，卻未能摧毀其意志、改變其信念。可以說，六四以來，劉曉波從未享受過一天真正的自由，那些監視和跟蹤他的秘密警察如影隨形，"事事關心"。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之下，在中國九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十三億人當中，劉曉波是那個靈魂最自由、最高貴的人。他在《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中，發出了擲地有聲的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那一天並不遙遠，劉曉波終將歸來，並如他的妻子劉霞畫筆之下的鮮花一般綻放。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

作者：余傑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