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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序

2011年5月5日

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國思想史著作甚豐。

在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之中,封從德是我最後遇到的一位。 12年前(1997年)他到普林斯頓來看我,我們有一個下午的談話。他當時正準備撰寫「六四」的歷史,征詢我的意見。我很坦率地表示了我的猶豫:當事人寫親自參預過的歷史很難擺脫主觀的成見。我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因為中國近代史上有前車之鑑。梁啟超逃亡到日本之後,寫了一部《戊戌政變記》,雖然立即風行天下,但史學界卻不承認它是信史。陳寅恪便曾指出:「此記先生作於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所以我建議從德寫下他個人的回憶錄,那才是最可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從德早在「六四」後不到兩年已寫出了一部三十五萬字的《八九學運備忘錄》。接著在1991年7月,他又邀請了17位流亡海外的「六四」學生在巴黎開了七天的會,集體回顧並核對了記憶中的種種事件,1993年出版了《回顧與反思》 最後從德又在2001年以後創建了「六四檔案」的網站,到現在為止已收集了三千萬字文字和五千幅照片。這部《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便是從上述的大批資料中提煉出來的。大體說來,《日記》正文出於《備忘錄》而六萬字的注釋則是到海外以後集思廣益的新收獲。主觀和客觀融合為一,這部《日記》確是關於六四學運的最可信、同時也最詳盡的一部記載。
限於時間,我不能對本書多作介紹,但有一句話卻不能不說。在我認識的「六四」參與者之中,從德是最為特立獨行的一位。他參加「六四」出於偶然,但他的內在動力則是始終一貫的。這個「一以貫之」的力量我稱之為精神世界的追求。流亡海外之後他的追求表現得極為清楚:他先後出入基督教、伊斯蘭教、錫克教,當然還有中國流行已久的儒、釋、道三教。他最後因為遍讀我的先師錢穆先生的著作而皈依於儒家。這一點當然更激動了我的心弦。正是由於他追求的是內在的精神世界,因此他從參加運動之始,便遠離名利之場,而默默地在人群喧嘩的後面從事於實際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固執於運動自發的本色,拒絕扮演明星。」他悟道很早,所以斬釘截鐵地說:「守不住本色,名與利就是最大的毒品,比海洛因還容易讓人執著,但將終受其害。」為了要守住「本色」,他事實上超越了運動,但所作所為卻又是在一個更高的精神世界中推動著運動。這確實是儒家的「本色」。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一句名言:「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這部《日記》完全印證了這八個字!

〇九年四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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