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德意志報記者採訪了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主任胡鞍鋼。這篇採訪報導的筆調顯然比以上引用的文章更為嚴肅。在談到中國最大的問題時，胡鞍鋼說：

「許多人非常不滿。先說失業問題。在短短六年的時間裡，中國城市中有5400萬人失去了工作崗位。中國正在進行一場世界上空前的就業大戰。再說農民問題。按照我的估計，中國有1億5000萬過剩的農村人口。農民蒙受了重大的經濟損失。農產品價格在過去5年中下跌了22％。三分之二的中國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農村。農民必須獲得新的解放，應該讓他們轉為非農業人口。中國需要城市化。」

南德意志記報記者接著問道，中國的改革政策現在是否也有輸家。對此，胡鞍鋼沒有給出一致的回答。他說：

「15年來人人都得到了好處。但是，自1996年來，改革的輸家持續增多。當然，中國經濟增長率很高，人們的薪水漲得還要快。但是，從中獲益的是拿薪水的人。現在的情況是，贏家贏得更多，輸家輸得更慘。1997年，我們估算城市中有80萬窮人，現在已經達到了2000萬。」

南德意志報發表了一篇由胡鞍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丁遠竹以及在香港任教的政治學家王少光共同撰寫的文章。這三位學者在文章中尤其對中國百姓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表示了不滿。他們認為，貧富差別加大是威脅穩定的隱患。他們以失業率增長，農民收入下降等數據來證實自己的論點。作者在文章結尾對繼續依靠經濟增長來解決中國目前所存在問題的觀點提出了異議。

「一些人認為，伴隨著經濟增長，一些問題便可以迎紉而解。然而，僅僅依靠經濟增長來維護社會穩定是不現實的選擇。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的和睦安寧。為避免收入落差加大和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出現，政府必須意識到不平等現象的存在並合理分攤財富。
因此，政府應該避免將自身捲入經濟生活中，而應當創造一個有誠信度的，公平的，全國統一的市場。政府不應當在給予某些人或某些地區特權的同時忽略另一些人。現在到了對經濟增長政策進行反思的時候了。否則將導致兩極分化和社會各階級爭鬥現象。到那時再想起公正的意義就太晚了。在缺乏社會公正的前提下使一個民族實現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改革派面臨中國內外的巨大壓力

法蘭克福匯報的社論文章重點闡釋了經濟問題。法蘭克福匯報認為，中共權力的維護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依靠經濟的發展。法蘭克福匯報對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失業率增加進行了剖析並在社論的最後指出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分歧。社論寫道：

「中央政府頒發法律和規章，中共也派了監察官和紀律監察員。但是，不管是在環保問題還是國有資產轉換的問題上，中央政府越來越明顯地失去了權力和影響力。北京下達的指令往往被地方忽視。中央希望健全法制，但是在城鎮和農村，如果有了問題，仍然是地方的黨委書記說了算。

中央政府的衰弱表明，獨攬大權的政治制度不僅失敗了，還對它的未來產生了不利影響。中國需要獨立的司法，獨立的監督制度和公眾社會的監控。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萌芽，但是，它們還必須通過政治制度的改變得以確立。中共領導層中的改革派估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能夠從外部加以壓力，推動改革。但是，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人沒有在這樣的壓力下妥協。對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來說，改革也許將是關係到他們政治存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