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20年前，中國第一次召開關於西方療法的研討會。組織者問阿齊·哈戈是否願意作為精神分析師參加會議，當時他認為這是一個很瘋狂的主意。精神分析療法一百多年前產生於西方，源自歐洲人的性格。然而中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至深，千年來講求秩序，順從與和諧，近代百年又是血雨腥風的社會。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喘過氣來。西方精神療法能在中國適用嗎？歐洲的公民思想根源於古羅馬時代，強調自我認識，自我實現和個人自由，而這些傳統根基都是中國所欠缺的。

但精神分析法與中國也曾有過一絲關聯。清朝後期西學東漸，著名學者章士釗曾將精神分析法的創始人佛洛伊德的作品譯為中文，並將精神療法稱為「心靈的剖析」。章士釗認為每個家庭的書架上都該放本佛洛伊德的作品。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佛洛伊德受到了冷落。西方思想被認為是毒害中國人民的，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選集被尊為全中國人民的精神寶典。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學術界才開始重新認識佛洛伊德。那時精神分析法在中國尚未得到應用。

1988年阿齊·哈戈在中國遇到的人們處於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之中呢？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遭遇悲慘：監禁，下鄉，受凌辱。大部分年輕人在孤獨中度過童年，有些人曾當過紅衛兵。他們都曾在精神上極度依賴毛，而如今他們品嘗著苦果。所有人成長的過程中，都是由家庭或集體決定自己個人的命運，甚至婚姻也是如此。很多人由家庭或集體介紹而結合，為了承擔對長輩和下一代的責任生活在一起，婚姻不是通過愛來維系的。文革中的很多婚姻由於雙方學歷差異而不幸福，比如受過教育的女青年卻嫁給了農民。西方家庭中孩子對抗父親的場景在中國幾乎看不到。在受孔教影響的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個體依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中國人的心靈成長過程中有及其強烈的恥辱感。一個孩子做錯了事，會成為整個家庭的羞恥。害怕丟臉的畏懼感常常成為困擾中國人心靈的因素。

中國的精神分析師自身也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心理分析師作風很專斷，他們強烈地控制病人，使之產生依賴感，然後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對病人進行治療。而西方的心理醫生則給病人一定的空間，注重個人自由，注意病人的感受，努力讓病人通過自己的力量恢復健康。

面對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精神療法在中國的「移植」是否有意義呢？學術界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中國應發展適合自身文化的心理治療形式，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個人主義盛行，中國也越來越重視個體。這無疑會帶來對精神治療法的巨大需求。

當今中國的獨生子女承受著父母和祖父母輩的巨大壓力。小孩子大多由祖母撫養長大，格外的寵愛令他們很難在現代社會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這常常導致祖母輩與職業母親之間的衝突。後者期望自己的孩子四歲時就能彈奏鋼琴曲，說地道的英語。父母輩對子女的教育寄予了過高的成就期望，而祖輩則擔心西方思想對中國傳統禮儀道德的敗壞。不同代人之間的思想衝突導致雙方情感的傷害。

據估計，中國1.2億人口中有兩至三百萬人需要接受精神治療。並且人們對精神療法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尤其是中國大城市的發展，幾乎重複了美國城市的模式，傳統的生活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紐帶被摧毀，孤獨和艱辛侵襲了很多城市人的心。中國的個體為現代化轉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