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平山縣有個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建政前曾在那裡駐扎過十個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在機關幹部吃飯的大禮堂召開了准備建立政權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毛澤東進京後，就沒有回過西柏坡，就像他沒有回過延安。西柏坡人與延安人一樣，過了三十年苦日子，與中共建政前沒有多大區別。

鄧小平上台後，隨著農村改革，西柏坡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是，鄧小平也沒有回過西柏坡。

近年來西柏坡火了，成了「紅色旅遊」的樣板，西柏坡人受益頗大。

江、胡、習一個不少魚貫而來

江澤民、胡錦濤上台後，都去過西柏坡，這兩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中共領導人，通過對紅色聖地的朝拜，來表明自己繼承革命傳統、永保紅色江山的決心。有人說，紅二代習近平上台後不去西柏坡去深圳，其中大有深意。話音未落，習近平也去了西柏坡。

根據官媒的報導，習近平在西柏坡與江澤民、胡錦濤一模一樣，都強調要牢記和弘揚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說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如何做到「兩個務必」呢？毛澤東緊接著說：「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他的潛台詞則是搞整風、整黨等政治運動。

毛澤東自己也沒做到「兩個務必」

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充分證明，批評和自我批評、政治運動這套辦法對於反腐是完全無效的。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親自上陣，給各大區分配「大、中、小老虎」名額，頻頻督促並不斷追加名額。1952年2月，毛澤東下令槍斃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專署專員張子善，為「三反運動」立威。但是運動過後不久，貪污腐化就捲土重來。新華社記者戴煌回鄉，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告狀。原來在1949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裡的部分村鎮幹部已經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一個小學同學：1954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不說，還白用了許多小工；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仗勢挾嫌報復毆打無辜；他自己也借助權力而不斷「尋花問柳」，一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響。自從農業合作化以後，忽然變戲法似的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了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我們老百姓頭上刮去的？……戴煌決定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

1957年，毛澤東開展了黨內整風運動。結果收到了大量類似戴煌的告狀信，控訴中共幹部胡作非為、欺男霸女的行徑。北京大學學生周大覺寫大字報說：「隨著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他呼籲「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結果，在「特權階層」的挾持下，整風運動掉轉槍口，變成了反右派運動，貪腐被保護下來，反對貪腐的人反而被判刑、勞教……導致中共幹部更加肆無忌憚，胡作非為。舉一個例子，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中談了信陽地區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情況：全公社原有36691人，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佔原有人口的33％。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佔幹部隊伍總數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該公社非正常死亡的1.2萬人中，十分之一是被幹部打死的。到1963年，連毛澤東自己都不得不承認，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掌握在壞人、敵人手裡。

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新特權階層上台

1964年，毛澤東開始搞「四清運動」；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動員群眾的口號都是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階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這種政治運動把一批老幹部搞下台後，新幹部在貪腐行為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到「文革」後期，「走後門」成為全社會的「潛規則」，連毛澤東本人都出面為「走後門」辯護。

現在重提「兩個務必」、「洗澡整風」、「群眾路線」之類的毛氏話語，稍有閱歷的50歲以上中國人大多嗤之以鼻，想以此解決今天權貴資本主義造成的黨內腐敗，更如同水中撈月。

「兩個務必」是階級鬥爭理論的代表作

「兩個務必」只是「西柏坡精神」的一種招牌、一種幌子，那麼，「西柏坡精神」的實質是什麼呢？「文革」中最流行的話之一就是來自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與不拿槍的敵人作拚死的鬥爭」，這才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而「敵人」這個政治概念，與憲政民主、與人權法治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澤東在西柏坡還確定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毛澤東在西柏坡說：「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

今後要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在西柏坡所開啟的「中國模式」——由「新左派」轉型的國家主義者所鼓吹的所謂六十年「人民民主專政」道路。這條道路徹底否定了舊政協的憲政道路，也埋下了使新政協《共同綱領》成為騙人的一紙空文的伏筆。幾年後，毛澤東援引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廢棄了《共同綱領》關於「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的條款，廢棄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使中國走了幾十年的彎路。

習近平西柏坡朝聖是強化「中國夢」

我們不反對將西柏坡建設成為一個旅遊勝地，但堅決反對將「西柏坡精神」繼續作為立國之本。中國的經濟、文化、思想都已經多元化，未來中國只能是一個「七彩中國」、「美麗中國」，一紅獨霸、「天命」永葆的「中國夢」是注定要破碎的。

作者：陳子明

作者簡介：陳子明，1952年生人，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曾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周報》總經理。多次因參與民主運動繫獄。

責編：達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