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多日前就已傳出香港特首董建華行將辭職並轉任中國政協副主席的消息，但昨日香港媒體突然報導董將於離港赴京參加政協會議之前宣佈辭職，還是讓本港以及外界吃驚不小，當地民主派也陷入集體失語，僅有「四五行動」成員在今天特首辦外示威。不僅香港民眾開始認真考慮後董時代的來臨，國際觀察家們也在反思董建華辭職的真正原因及其含義。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鄭永年在今天的聯合早報撰文，直指董建華面臨的香港管治危機，危及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更暴露中國政府在「一國兩制」的理解和執行方面需要反思，應當順應潮流把加速香港民主化、發展並依託香港政黨政治，作為尋求長治久安之道。

鄭永年提出的解決香港管治危機之道，點明了了「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即香港在未來對大陸的價值，早已超越八、九十年代的經濟窗口地位，而具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民主化治理方式的政治實驗區意義，堪稱中國的政治窗口。

這種背景下，香港回歸後管治危機的出現和董建華信任的喪失，並非單純可以歸咎到天災人禍即香港先後經歷的金融風暴、禽流感、SARS危機的衝擊。董建華面對危機的一系列失誤，實因「路線問題」，急於將香港「中國化」：一方面寧左毋右，追求緊靠中央的「政治正確性」，而堅拒任何逐步民主化的改進，罔顧香港社會的多元利益需求和公共輿論；另方面，急於拋棄殖民時代的管理體制，代之以一套不透明的決策體系，有悖香港自由經濟傳統，為本港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結果，便成港島著名經濟學家陳文鴻批評的「以商人方式行事，破壞行政中立和廉潔」，特區政府淪為香港大資本的工具。因此，儘管董建華上任之初曾經推出意在緩和香港房屋短缺的計劃，卻在金融風暴後、地產商的利益糾葛中不能善始善終，造成香港房價大跌，中產階級資產縮水。其後的一系列任人唯親、而非責任政治式的行政失誤，特別是在SARS危機陰影下強項推行「23條立法」，終於將港英時期一向政治保守的廣大中產階級逼上街頭，演成國際社會關注的政治危機。

難怪坊間嘲諷董建華昏庸無能、堪稱「搞亂香港的地下首領」。但是，相比中國大陸，封閉式的治理政治本非一日之寒，可怕的卻是許多大陸學者鼓吹應該引入香港自由經濟模式和治理方式──沒有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的香港模式並不適合大陸龐大的經濟社會體，只能造成社會分配矛盾，毀掉經濟成果；沒有民主參與保障的精英法治主義，一旦離開外部約束或高超的經驗主義調節，就可能陷入濫用法條、侵害公益的危險。

比如香港土地開發模式在大陸的引用，其惡果已經呈現──持續十數年的圈地運動，終於演成可能隨時破滅的房地產泡沫危機。不僅因為大規模濫拆、濫遷已經造成大量的城市貧民和激化的社會矛盾，新興中產階級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間的財富積累都面臨潛在的貶值風險。

就此來看，董建華在任內提前去職，對香港、對大陸也許都是幸事，不僅為港府、中央、港島民眾以及國際社會的互動贏得了迴旋空間，也在香港愈益「中國化」和中國大陸愈益「香港化」、「一國兩制」因而愈益模糊的形勢下，利於中國大陸重新認真對待「一國兩制」，並透過香港模式的脆弱得到自身發展的有益反思。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