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在6月初的八國峰會之前，人們談得多的不是會議的內容而是會議地點海利根達姆的改建。假如輿論被安全預防措施和會議費用所佔滿，對擔當主席的聯邦女總理來說是不是一件影響不好的事情呢？

薩爾奇奈利：關於費用的辯論我覺得是典型德國式的。每個東道主都想向世人展示他的國家的最好的一面。這種東西當然是需要花錢的，從任何角度看，都應該花錢。向全世界展示一個國家和一個特定地區，具有巨大的廣告效應。所以要注意，不要把討論搞得太小家子氣了。

德國之聲：公民將被排斥在海利根達姆之外。這對公眾觀念會有影響嗎？

薩爾奇奈利：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峰會實際上進展得如何。也就是說，要看是否能夠通過相應的會議戲劇性、相應的姿態、表現和象徵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沖淡公眾對這是一個密封的會議，一個排除與正常生活、與人們的日常政治世界接觸的會議的那麼一種印象。

德國之聲：對八國峰會來說，是否象徵性是最重要的，超過可能得到的成果？

薩爾奇奈利：問題是，成果是多麼有實質性的。首先涉及到協定中或者一定的立場聲明中可估量的成果，這些通常在事前就已經通過外交途徑談好了。可以把這稱為成果的額定值。危險在於，這種政治峰會的實質性越小，替代政治就顯得越突出。所謂替代政治包括組織安排，政治性的純粹的顯示。但總體上必須注意，不要把象徵政治與替代政治或者某種安慰劑混為一談。所有政治行為都有二維：一個實質性的維，一個表現性的維。問題是這二維的相互關係如何，象徵值對事實上的成果額定值有多大的指示作用。

德國之聲：那麼，八國峰會象徵著什麼呢？

薩爾奇奈利：一方面當然是象徵著參與的各國的重要性。它將讓合作意願明顯化，讓參與者，尤其是國家與政府首腦們的特殊角色得到強調。根據不同的作用，角色和政治對應位置，可以達到不同的境界。東道主，這次就是作為東道主的聯邦女總理，可以通過定下框架和啟動政治行為，給會晤定下特別的調子。

德國之聲：八國峰會讓一些人覺得是強權高傲的象徵。

薩爾奇奈利：是的，會有這樣的印象出現。這是一個小圈子峰會，也就是說，有權參加的國家代表、國家和政府首腦事實上是非常有限的。當然了，這裡馬上會冒出一個問題：這些工業國與不參加會晤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還有，在這類會晤舉行時，非國家的行動者們不斷增加的重要性還沒能在組織和進展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出來。總之，這樣形成了一種兩極意識：他們高高在上，我們低低在下。此外，近年來這個會晤期間巨大增長的安全費用喚醒人們一個印象：這裡進行的是一種封閉的、與民眾隔絕的活動。這種印象煽起人們更大的怨恨。

德國之聲：政治象徵性因素的比例近年來在增大著嗎？

薩爾奇奈利：我不支持這種論點。儘管我們現代的媒體體系，尤其是圖像媒體，給人以一個印象，好像政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象徵性行為。但必須認識到，象徵政治歷來就是在進行著的：只要看看中世紀政權的宮廷儀式，看看新時代的各王國，或者有悠久歷史的那些城市的市民風俗，就能看到幾百年來練熟了的高層次儀典實踐、象徵化行為和有安排的行為。也就是說，象徵政治歷來就有。

德國之聲：這跟今日象徵政治的區別何在呢？

薩爾奇奈利：跟今天的區別是這種行為的及遠程度。以前，象徵政治通常只涉及一股中堅力量，一個宮廷國家，少量貴族，只在個別情況下，在特殊動因下，才有民眾的參與。今天的象徵政治可以說是民主化了：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它。安排和儀典的方式，也就是說象徵政治，不再僅僅是由參與的行動者們來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體民主的合法性的影響的。這經常導致，政界通過以盡可能驚人的行為，媒體通過相應的戲劇性的表達，來跨過觀眾的注意力障礙。但這一切不能障人眼目：象徵政治始終就是政治行為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政治是不能就額定值而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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