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那場流血事件，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完全能夠避免！"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漢學家余凱思教授(Klaus Mühlhahn)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斬釘截鐵地說道。他指出，當時中共高層內部有趙紫陽這樣的主張與學生對話、讓步的人物，而在示威學生一邊，也有許多人主張通過協商來解決分歧。"然而，學生中有一部分人非常極端地想要犧牲自己。在政府一邊，也是強硬派佔到了上風。總體而言，雙方都有著許多次達成讓步與妥協的機會，但是雙方最終都是極端派勝出，釀成了這場悲劇。"
具有中國官方背景的《環球時報》，其主編胡錫進當年也是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改革、呼喚民主的示威學生一員。他在5月28日通過其推特帳號刊文稱："周圍經歷了六四的人，今天回頭看，理性上大多覺得當時我們做過頭了。認為知識分子當時有些幼稚、沖動，政府缺少處理經驗，黨內又出現嚴重分歧，導致了局勢的失控。"
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前往天安門廣場與學生見面。站在他身旁的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圖片來源： AFP/Getty Images德國漢學家余凱思也進一步指出："今天，我們可以從許多文獻紀錄中瞭解到當時學生團體內部的情況。他們中的'殉道派'想要通過流血和犧牲來喚起公眾的注意。而另一邊，政權裡的強硬派則認為，當局已經做出了包括史無前例的與學生對話這樣的讓步，因此不能再繼續示弱了，否則就會面臨危險。"
鎮壓國家分裂？六四促成劇變？
然而，在如何評價六四事件的歷史意義之問題上，作為中立第三者身份的余凱思，與中共體制內媒體旗手人物胡錫進的觀點截然不同。余凱思在採訪中說："我們必須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尤其是東歐的局勢。北京當局於是就認為，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而學生則覺得，國際形勢是在為他們助威，因此不斷地提出新的訴求。1989年的春天，東歐地區其實已經有不少抗議活動發生。而到了1989年的夏天，北京的流血慘案，則對東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天安門的血腥鎮壓，象徵著共產黨政權最黑暗的一面，從而激勵東歐的民眾以更堅定團結的姿態走上街頭示威、推動變革。"
余凱思指出，1989年東德示威最高潮時，執政黨內以及社會上也有相關的討論，大致就是指責當權者："幾個月前你們沒有反對中國政府的血腥鎮壓，所以你們也敢在東柏林進行暴力鎮壓。所以我們(民眾)不信任你們當權者是在真心尋求和平解決方案。"余凱思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流血，對東歐劇變的不流血，有著相當巨大的貢獻。"因為當時的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被普遍懷疑會採用暴力，所以他們明白絕對不能採取'北京路線'。另一方面，民眾對他們的信任也因為北京的流血事件而喪失殆盡。"
胡錫進則認為，廣場上的時光固然是今天依然會"讓人心頭一熱"的青春記憶，但是"鄧小平控制了局面、沒讓中國走上很可能已經把國家搞分裂的道路"值得肯定和慶幸。他在推特上寫道："理性上，大家又都覺得安定團結是對的，六四像顏色革命，錯了。……只要改革開放被認定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場對抗就會被認為是一個危險的分岔。"
值得注意的是，胡錫進的這篇回憶文字，僅僅刊發在中國大陸網民無法正常訪問的推特網站上。
中國獨立政治學者吳強則反對胡錫進的"鎮壓制止分裂"之看法。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從歷史上看，對人民的鎮壓、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對非暴力學生抗議運動的鎮壓，還動用了幾十萬的軍隊，這種血腥手段，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絕後的，這是現代人類文明史上的恥辱。"他認為，制止國家分裂不過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而已"，事實上，鎮壓當局"更擔心政黨內部的分裂、擔心執政黨的解體，後來在蘇東劇變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了政黨崩潰的結果。"
吳強認為，這正是中共當局至今仍然拒絕平反六四事件的主要動機，"所以統治精英階級的主體，仍然認為當初的鎮壓決定是正確的。這可以說是當前統治集團的心理。而胡錫進恰如其分地將其表達了出來。"
六四流血事件過去三十多年後，中國當局仍然試圖抹殺一切有關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但是，美聯社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 等記者還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歷史畫面。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門晨曦下，抗議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質在金屬支架上樹立起一座高約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處位置正對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動用坦克和武裝車輛推倒了這座塑像。
在中國政府六四鎮壓之前，局勢已經趨於緊張，但市民們經常會向士兵和警察送東西。有時候，入城部隊會與示威者一起高唱愛國歌曲。圖中這位女警在天安門廣場上引吭高歌，而幾天之後，軍隊進駐，民主運動遭到武力鎮壓。
1989年6月3日，六四鎮壓一天之前，人民大會堂附近，一位婦女被夾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軍隊中間。當天午夜，第38軍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火，最終奪取了被示威者佔領數周的天安門廣場。
鎮壓之前一天，數千名示威者圍繞在一輛公共汽車周圍，一張擺在車頂的桌子上擺放著繳獲的武器。在政府宣佈戒嚴之後，士兵和示威民眾之間曾一度關係微妙。示威者有時向士兵送上禮物慰問，而部隊也曾暫時退卻。
6月3日深夜，一輛裝甲運兵車剛剛沖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會黨門前被示威者團團圍住。與此同時，不遠處的戒嚴部隊士兵正在準備對示威者開火。
6月3日晚間，示威者在天安門長安街上點火焚燒一輛裝甲運兵車。這是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當晚拍攝的最後一幅照片，此後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擲出的磚頭意外擊中。雖然遭受劇烈腦震蕩，但由於手中相機的外殼抵消了大部分衝擊力，威德內爾逃過一劫，沒有生命危險。
6月4日，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遭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天，一輛裝載著士兵的卡車在北京賓館門前的長安街上巡邏。當天，一輛類似卡車上的士兵向北京賓館大堂內站立的旅遊者開槍。
6月4日，一個拿著購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長安街的正中間，試圖阻擋坦克編隊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後，此人的最終命運依然不為人所知。這一場景成為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最具象徵意義的圖像之一。
6月5日，一群民眾在長安街上展示一張據稱攝於當地一處太平間的圖片，畫面上的死者據稱都是38軍士兵在搶佔天安門廣場過程中槍殺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創口顯示士兵動用了達姆彈。國際特赦組織組織認為，至少300名平民被殺。
軍隊鎮壓民主運動後，兩位婦女正在打掃廣場，她們身後是一輛已經被燒毀的公共汽車。抗議運動中多輛汽車和軍車被燒毀，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傷。
1989年5月下旬，美聯社攝影記者威德內爾（左）和華人攝影師劉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紀念。當時可能他們都沒有想到，幾天之後中國政府便動用武力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六四的得與失
與余凱思相似，吳強也認為，1989年中國的學生運動，直接點燃了東歐劇變，導致整個蘇東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從這層意義上而言，89學生運動有著偉大的價值和貢獻。"而對於中國本身而言，這場運動其實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短短3年之後，即冷戰結束之後，作為拍板鎮壓者的鄧小平，也是最早意識到這樣一種極權國家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親手通過市場經濟改革，至少是部分埋葬了他親手打造的一套極權主義體系，並轉向成為了威權主義政權。這也是89年學生運動的另外一個歷史價值。對於中國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有限市場經濟、有限的自由、有限的財富，89學生運動其實有著巨大的歷史貢獻。可以說，中國人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定程度上的幸福，全賴89年學生運動所賜。只不過許多人意識不到這一點，而是被92年之後去政治化的中國社會以及中共的遺忘策略所模糊了。"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余凱思教授圖片來源： FU Berlin/Bernd Wannenmacher 而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余凱思看來，六四事件留給中國的，更多的還是遺憾，而非貢獻。"六四事件的悲劇性，不僅僅體現在天安門廣場上消逝的生命。對於中國而言，它喪失了和平政治轉型的機遇。由於天安門的流血，中國政治改革的選項被鎖死了幾十年，直到今天。並不是說要讓中國向東歐國家那樣徹底改朝換代，而是說改革的機遇錯失了，甚至說由於流血事件，政治改革本身也成了禁忌話題，無法進行公開且廣泛的討論。政治改革在今天的中國依然無解，也許今後還將繼續無解。這是中國為六四事件付出的巨大代價。"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的作者封從德從一個組織者的角度，記錄八九學運學生每天的行動以及所遇所感。目前的他被禁止入境中國，連去香港也不可能。以下圖片均取自《六四日記》的插圖。
圖片來源： 64memo1989年5月10日，北大學生柴嶺（中）在人民日報社的大門前帶領學生喊口號，抗議「四二六」社論。《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發表社論，指責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而舉行的學生遊行活動，並將其定性為動亂。
1989年5月13日，王丹、馬少方、吾爾開希（由左至右）等絕食發起人帶領絕食隊伍進入天安門廣場。接近一千名學生自願參加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將民主運動推上高峰。
1989年5月19日凌晨,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他說: "我們來晚了..."
1989年5月20日,70多輛聯通式公車停在天安門廣場北部,為絕食同學避雨之需。
1989年5月20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頒布《戒嚴令》：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圖為直升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盤旋，撒下宣佈戒嚴的傳單。
1989年5月20日，戒嚴後，數百輛摩托組成的「飛虎隊」風馳電掣地在長安街上行駛，為民主運動傳遞訊息，其成員多為個體戶和待業青年。
1989年5月21日，絕食團指揮部「批准」該團副總指揮李祿與其女友趙敏結婚，並在廣場上舉行隆重的婚禮。
1989年5月23日，三名不明身份的年輕人把水彩顏料裝在空雞蛋殼裡，扔到毛澤東畫像上，當場被市民和學生抓住.。圖中巨幅毛像遭潑污後被蓋住,城樓下打出橫幅「這不是人民/學生干的」。
1989年5月27日，絕食指揮部的柴玲、吾爾開希和王丹(從左至右)在記者會上宣佈5月30日撤出廣場。
1989年5月29日，從香港運來的帳篷架設在紀念碑和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每頂約有五平米.。此外，當時的香港支援大陸民運物資聯絡站還向學生提供麵包,衞生用品和藥物等。
6月1日，保衛廣場指揮部召開臨時記者會，柴玲講述，凌晨4時左右，她和封從德正在廣場帳篷入睡，有人衝進來綁架。李祿等人聞訊趕來，她與封才獲救。圖中，封和柴正在演示被綁架的情景。
1989年6月2日，青年學者劉曉波、高新、周舵和台灣歌星侯德健「四君子」來到廣場大學生中間，宣佈展開72小時絕食。吸引大量民眾到廣場。
1989年6月3日，學生和民眾收集了一批軍人遺棄的軍鞋、鋼盔、菜刀、匕首，並將其交給公安局。在6月2日和6月3日的晚間，中共的大量戒嚴部隊便裝徒步，集結在市內的人民大會堂，地鐵車站，各個軍事和政府機關的大院內。廣大學生和市民在北京交通要道設置路障，圍堵勸說前來戒嚴的官兵。
1989年6月4日，凌晨6點20分，坦克揚長而去，煙霧彌漫。從6月3日深夜起至次日凌晨，荷槍實彈的軍隊在各地段與沒有武裝的學生與市民激烈衝突。北京城徹夜槍聲不斷，血流遍地。
1989年6月4日，學生領袖熊炎當天憤然宣佈退黨,並號召"丟下幻想，準備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