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整整30年前的這場六四事件，標誌著一種全新統治模式的開端：經濟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高度壓制。"在研討會的一開始，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BPB)的漢學家霍夫史泰德(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就對六四後的三十年進行了高度概括。他認為，整個歷史進程的吊詭之處就在於，中共當局的這種治理模式，至少從經濟方面來看，"居然取得了令人驚奇的巨大成功。也因此，不少中國人，也有許多西方人士，如今都在問：當年的這場鎮壓，是否真的有其必要性？"

不過，研討會現場的聽眾，似乎對這個問題並不買賬。在主辦單位進行的現場快速投票環節中，絕大多數的聽眾都認為，當年的血腥鎮壓並非別無選擇。

研討會的另一名嘉賓、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隨後接過了霍夫史泰德拋出的這個話題，認為當年中共當局在完全可以採取高壓水槍等低暴力清場手段的情況下，卻選擇了暴力鎮壓這一方式，其目的就是要震懾全國的民眾，"而這種震懾也確實在之後的幾十年間發揮了作用，造就了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分裂人格。"

林培瑞認為，當年鎮壓形成的震懾效應，其最大的後果就是推翻了毛澤東時代依靠共產主義理想來實現統治的政治模式。"鄧小平的模式就是摒棄理想主義，讓大家都能掙錢，然後不時的煽動一下民族主義情緒。"他非常不贊同"為了穩定、鎮壓是必要的"這種說法，而是指出：如果要實現一些變革，我們就必須接受短期內可能出現社會上的某些動蕩。

窮則思變，不窮不變？

不萊梅高等學院的何珊卓(Sandra Heep)長年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她認為，在震懾效應下，中國政府與中國民眾達成了心照不宣的"社會契約"，即政府盡力讓宏觀經濟、生活水準持續增長，物質上得到滿足的民眾則不再過多追求政治上的話語權。"我們可以看到，如今這種社會契約依然有效，國際民調機構的調研顯示，大部分中國民眾對政府的工作都表示滿意。"

何珊卓認為，1989年爆發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很大一部分的誘因正是當時國內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其中包括改革開放並沒有讓城市居民明顯獲益、"價格闖關"造成通膨率居高不下、"雙軌制"帶來的"官倒"腐敗現象等等。有過多年駐華經歷的華裔德國記者李德輝(Felix Lee)也贊同何珊卓的這一觀點，並且將1989年的情形與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進行對比："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這場起源阿拉伯地區的革命浪潮也必然會席捲中國。但是，2011年的中國經濟比阿拉伯地區要穩健許多，比1989年的中國更是要好太多。"

社會契約可能被打破

隨後，主辦單位向現場聽眾以及研討會嘉賓拋出了第三個問題：今後幾年，中國是否會發生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過半聽眾認為中國民眾不會再像1989年那樣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示威。德國記者李德輝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至少在三、五年內，中國政府依然有足夠的手段去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不過，如果拓展到十年以上的尺度，則很難說。中國需要轉變發展模式，還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中美經貿對抗等一系列重大挑戰。如果經濟增長停滯，就難以確保民眾滿意。"

中國經濟專家何珊卓也認為，在既有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即將到頭、中美貿易戰雪上加霜的情況下，"社會契約被打破不是不可能。"

在隨後的現場聽眾提問環節中，何珊卓也談到了西方經濟界應當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她認為，不論如何，西方都不應該斬斷與中國的經貿聯繫，"因為這對誰都沒有益處；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設立一些紅線，比如歐盟可以禁止歐洲企業與那些牽涉新疆'再教育營'的中國企業做生意。"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更是尖銳地指出，那些只顧和中國做生意、不顧中國人權問題的西方商人，"其實心裡都非常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他們的人格某種程度上也是分裂的。"林培瑞也承認，如何在與中國保持經貿密切往來的同時真正重視中國人權問題，"是一個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