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媒體披露，由三國學者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的想法源於2002年的南京」亞太和平論壇」對2001年日本右翼教科書的反應，經過兩年多的「爭吵」般的討論和多次修改，才最終形成了約20萬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並於2005年6月初在三國分別出版。此時此書的問世，對相互關係日益複雜化的東亞三國社會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起碼代表了三國之間某種程度上的歷史共識。

然而，細觀全書，這一共識卻是分裂的。雖然沿著共同的歷史發展順序、圍繞民族主義和戰爭的線索展開，三國人民各自的苦難和鬥爭卻彷彿是分裂的，更缺乏能夠「面向未來」的新史觀，很難想像此書將會對「共同建設和平與友好的東亞新格局」有多大真正的貢獻。

作為第一本三國學者共同編撰的教科書，據中方參與者步平的介紹，其最大特色在於採用了三國平行編年的體例，從體例上最大程度地減少各國學者間的意見分歧，奠定了本書看似不可能任務的完成。但成功之處卻也是失敗之處，一個本意在消彌相互矛盾和歧見的設計，反而割裂了三國歷史間的關聯和互動。

以20世紀初三國的社會民主運動為例，除了日本對韓國的佔領和壓迫以及「二十一條」之外，讀者只能看到三國平行卻似乎不相關的社會變動，大多有日本留學經歷的中國共和主義革命者發起的民族革命和知識分子所發起「五四運動」──他們背後從日本民主運動、包括日本共產主義運動汲取的思想資源、以及與韓國稍早的「3.1」運動間的相互影響等等，都被忽略了。對中國參與者來說，這類聯繫幾乎屬於「聞所未聞」。

類似的社會、文化和思想的割裂幾乎存在於所有篇章中，三國的共同歷史僅僅剩下了戰爭和贖罪，不僅戰爭爆發的原因被簡短帶過，真正影響戰爭的文化、社會與思想的聯繫也因為編撰者意識形態的偏見而被遮蔽了。僅僅從各國人民的受害事實出發，對讀者特別是教科書所服務的中學生群體來說，怎能建立起新的歷史觀、真正理解東亞三國共同的歷史，摒棄日本右翼教科書所貫穿的「日本解放東亞殖民論」的錯誤呢？

這種分裂可以歸咎於全書解釋東亞三國共同歷史的新史觀的缺位。雖然三國學者都程度不同地受馬克思主義史觀影響，這本來是他們能夠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另一前提條件，但是，馬克思主義史觀所強調的社會革命、階級分析、帝國主義論、世界體系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等等諸多視角並未反映在教科書中，對日本侵略的批判也因此僅僅停留在日本對中韓等國經濟與文化的壓迫和戰爭罪行上。對於戰前、戰後三國發展的民主線索更諱莫如深，沒有反映對中韓兩國產生嚴重影響的「二二八事件」、「光州慘案」、「文化大革命」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天安門事件」與韓國的民主化。

正是這些並非很久以前發生的民主運動深刻影響了三國人民今天對民族國家的內部認同以及相互的歷史認知，即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就是當代史」的歷史哲學。而且，在東亞格局的現實層面上，除了共同文化背景和經濟交流之外，民主運動和發展是在戰爭之外另一條聯結東亞三國乃至世界歷史的紐帶，曾經在東亞三國近代史風起雲湧的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也不過是其中的一條輔線，因而可能是未來唯一能夠超越民族主義、認知差異、重構東亞政治的共同基礎。比如擬議中的東亞共同體，若失去民主的維度，如此的未來共同體又怎能與日本發動的「為東亞共榮」的罪惡「聖戰」相區別呢？

當然，儘管這首本東亞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因為中國主編者的史觀缺陷和對現實政治的認知偏差，遠遠不能勝任「面向歷史」的使命，卻也非全無是處。此書時時將東亞歷史特別是戰後歷史與歐洲模式相對照，特別是戰後歐洲的戰爭反省、賠償以及歐盟的建立，對讀者增進瞭解世界、瞭解東亞歷史的世界意義和未來有相當助益。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