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磋商」及其之前的情況

星期天，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堅贊（達賴喇嘛 駐歐盟代表）與中國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和副部長斯塔（藏族）在深圳展開「對話」。美國之音說：「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對這次會談沒有抱太大希望。「」有許多人認為，這次不應去大陸，應去西藏。真正去西藏實地考察藏人真正訴求是什麼。」周日晚些時候，新華社宣佈，雙方已經約定舉行進一步的會談。但沒有說下一個「正式會談」在什麼時候舉行。

據中新網報導，胡錦濤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日本媒體集體採訪時說，根據達賴喇嘛多次要求，「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今天要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希望這次接觸取得積極成果。」胡錦濤還說：「我們真誠希望達賴方面以實際行動表明已經真正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步商談創造條件。」

其實，中國與達賴喇嘛重開談判，是中國方面至少20天前已經確定的事情。據德國時代周報日前發表的題為「與惡魔會談」（Gespraeche mit dem boesen Geist）的報導（撰寫人為近來出了名的該報駐北京記者布魯默等3人），西藏事件發生後，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3次就此與中國外長楊潔篪通了「詳細的電話」，第二次通話時德國外長已經知道，中國方面不再把西方對中國與達賴重新談判的「友好勸告」僅僅看成是污辱，而是也視為了機會。4月16日，在施泰因邁爾與楊潔篪第三次通話的第二天，歐盟輪值主席、斯洛維尼亞領導人楊薩就收到了北京來信，溫家寶總理在信中告訴他，北京打算會晤達賴喇嘛的代表。但要求歐盟在巴羅索率領的高級代表團訪問北京之前對此保密。

從胡錦濤主席周日的定調看，這次深圳會晤上，中國方面會用很多時間來指責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在這次西藏事件中的作用。而達賴喇嘛的代表也會用不少時間來談這方面的問題，包括他們提到的緩和事態的方案。

雙方的妥協是談判唯一的成功之路

中國與達賴喇嘛的談判其實從1979年就開始了。甚至在此之前。有海外中文媒體稱，周恩來總理也曾多次秘密前往印度會晤達賴喇嘛。僅從1979年算起，至今已經近30年了。那時的達賴喇嘛還是個風華正茂的中年人。從現在算起，他還有多少個30年呢？可是，談了30年，為什麼一無所成呢？是像有的華文媒體說的，其實雙方都不希望談判成功嗎？

從西藏事件發生以來達賴喇嘛的言論看，他確實是希望跟中國方面達成一致，能夠返回故園的。他本人一直避免刺激中國，再三表明支持奧運，多次提出希望去北京看奧運會，還兩次接受中文媒體的集體採訪。而中方現在首次公開地報導與達賴喇嘛的對話，表明中方通過這次事件也認識到了，把事情一直拖延到達賴喇嘛過世後，並不是真正聰明的做法，因為那將意味著一個永遠不能真正安定的西藏。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表示「希望這次接觸取得積極成果」，也是一種罕見的態度。

那麼，談了30年一無進展，今後能有進展和解決前景嗎？其實，只要雙方的態度都是真誠的，事情絕非不能解決。30年一無進展，說明30年來各說各的，誰都不肯妥協。

妥協的可能性在哪裡

時代周報上述文章說：「一種妥協是可以設想的：中國共產黨須讓出它對西藏自治區的宗教最高權力，其中包括對高級喇嘛的後人的確定，就像中共之前違背達賴喇嘛的意願做的那樣。作為對應，達賴喇嘛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取消他的西藏民主化計劃。」

這段話確實描繪出了西藏問題的一個現實解決前景。北京大學副系主任賈慶國（音）教授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達賴喇嘛可以作為宗教領導人回來，但不能作為政治家回來。」這話似乎表明了中國方面的一條底線。

有這條底線在那裡，達賴喇嘛憧憬的香港模式根本無從談起。香港回歸對中國來說是「收入」，是一種「前進」，是中國想要得到的，為此，中國必須有所「付出」；而把西藏「香港化」則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支出」，是一種「倒退」，那是中國所不願意、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做的。更何況，「香港模式」西藏化同時意味著西藏上上下下許多中共藏族幹部的切身利益，即使中共要改變政制，他們也不會接受。這也是許多海外華文媒體談到過的。

有了這條底線，所謂「大藏區」更無從談起了。既然不讓達賴喇嘛插手政治，要「大藏區」又有何用？西方許多人士也指出，所謂「大藏區」，的確是要求一種歷史上在任何中國皇帝治下也沒有出現過的事情。有位讀者在德國時代周報網站上發表的文章裡打了個比方：馬來西亞居民裡華人佔了27％，而藏人在青海只佔22.5%（西藏自治區內藏人佔92％以上），如果說可以建立包容青海的「大藏區」，豈非也可以要求建立包括馬來西亞、泰國在內的「大中國」了？

難以妥協的地方在哪裡？

所謂妥協，那只有在雙方都可接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果達賴喇嘛確實認識到了中共的底線，知道那是絕對不可能突破的，而他又確實想回到西藏去，那麼這問題不是就可以解決了嗎？達賴喇嘛自己不也說過，回到西藏，他就不再管政治了？

可是這裡有個很大的難點：達賴喇嘛會一個人回去嗎？把他的哥哥們和十幾萬流亡藏人留在達蘭薩拉？而香港有媒體說：中共根本不可能同意這十幾萬流亡藏人回去的。最近的西藏事件自然更讓中共擔心這些人裡的暴力傾向。

再說了，如果達賴喇嘛真的作出上述一系列妥協，真的放棄政治訴求，只要宗教最高領導權，那麼妥協豈非只體現在一方了嗎？其實，在中國方面的眼裡，讓達賴喇嘛回去，甚至把西藏的宗教最高權交給他，就已經是極大的妥協和讓步了。

但這顯然是不夠的。只讓達賴喇嘛一個人回去，他也許寧可選擇不回去。西藏問題仍然可能永遠解決不了。這裡就要看中國方面是否能夠做出一個較大的妥協和讓步。至於怎麼讓達蘭薩拉願意回去的人回去，是局部還是全部，通過什麼方式，那是需要中共考慮決定的事情。中共還可以作出的讓步包括：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西藏實現真正的宗教自由（不讓藏人在家裡掛達賴喇嘛畫像的作法實在是很愚蠢的）；如果最後的協議是達賴喇嘛和他的人不直接執政，但出於宗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出於達賴喇嘛的地位，仍應該高度尊重達賴喇嘛的各方面意見，讓他和他的人有真正的政治發言權和參與權；給予達賴喇嘛和他帶回去的人出入境自由；在西藏實現新聞自由；以快於中國其它地區的速度在那裡展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改革。

北京把皮球踢給了西方

時代周報記者採訪了中國一些專家後寫道：「北京要把西方拉到船上來，交給西方一個非常棘手的任務。聽上去好像沒什麼：他們說，歐洲和美國的政府應該『對談判進程承擔共同責任』。換句話說就是：你們應該迫達賴喇嘛放棄他的政治要求。」

聽上去有些「不合理」，中國的憤青們可能還會憤怒：為什麼中國國內的事情要歐洲和美國政府來承擔共同責任？但是實際上，北京這個實用主義的彎看來不僅轉得快，轉得大，而且轉得很機智。

這樣，要想讓達賴喇嘛作出讓步，也讓達賴喇嘛對他的人能夠交待，以至最後談判真能取得成果（這也是西方可以高興的事情），西方如果真能對達賴喇嘛施加一些壓力顯然會是有幫助的。但是，如果沒有中國方面誠心誠意的讓步和妥協（如上述的一些領域），事情也還是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

對中國和達賴喇嘛來說，時間都不是很多的，而且是過一天少一天。因為許多事情確實取決於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生命。

德國之聲版權所有

轉載或引用請標明出處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