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月15日，不少推特帳號，包括「新聞調查」等，都發布了北京亮馬橋事件失聯名單。目前發布的名單中，共有21人，統計截至1月7日，其中有些人使用的是網名或者暱稱，有些人則有全名，職業等更為詳細的資料。

當記者詢問亮馬橋事件的參與者時，有四位參與者都表示有認識的人在名單上，也確實處於失聯的狀態，其中一名告訴記者有在1月7日之後，又有兩位朋友失去了聯繫。兩位亮馬橋抗議的參與者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說出了他們 從11月27日到現在的遭遇。

「朋友的失聯對我觸動很大」

博藝（化名）認識失聯名單中的六個人，有些人是在網上熟悉的，線下則和李思琪、翟登蕊（兩人均在失聯名單上）見過面，也在一些項目上進行過合作。

提到27號當晚的抗議，他說自己去亮馬橋的時候，就做好了可能會被請去「喝茶」的準備。他認為當天去的大多數人都應該是比較關注外網和外國媒體的，接觸過有參與公民運動的人被請喝茶被拘留的新聞，也應該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但事件結束後 ，他回想起自己在那幾天裡發的微信朋友圈，還是有點擔心和後怕，覺得自己有些內容寫得不夠謹慎，涉及到了比較敏感的內容。但他又抱有儌倖心理，覺得事件發生的當下，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裡發了比較激烈的內容，他的相比而言可能也並沒有那麼顯眼。

陸陸續續地，大多數去到亮馬河現場的朋友都受到了警告，有些人是被電話警告，有些是民警直接上門，有些是警察要求去當地附近的派出所。詢問的內容都很相似：詢問27號晚上在哪裡，幹什麼，為什麼要去亮馬橋，最後警察要求不要參與類似的事件。這樣的警告持續大約一兩個小時，主要是進行提醒，也沒有什麼後續的事情發生。

根據博藝回憶，李思琪是在29號被警察找，她曾向博藝敘述過自己被找的經歷。她和幾位朋友在telegram群組中討論這次抗議活動，而被警察問話的當下，警察已經掌握了群組中聊天的截圖，警察同時還出示了她和幾位朋友在抗議現場的圖片證據，也知道她當天帶了A4白紙去到現場，詢問了她為什麼攜帶白紙。

博藝將李思琪的問話經歷和其他人進行比較，本能地覺得情況有些不妙。但直到李思琪12月18日失聯前，他都能夠聯繫地上李思琪，知道她的人身自由並沒有被限制。再加上當時全國防疫政策進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許多嚴格的封控措施都被廢除，當天抗議的部分訴求已經達到，這讓他一度覺得樂觀，卻沒有想到從12月中下旬開始，陸陸續續有朋友失聯。

他表示，朋友的失聯對他起了很大的觸動。他對記者說：「之前有很多社會事件，有很多人被抓，會感到心痛，沒有這麼切身。亮馬河一起被抓的那些人，就是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朋友，太近了。」他所瞭解的幾位目前失聯的人都在同一個telegram群組中。他事後看在亮馬橋現場拍攝的照片，發現自己當時離李思琪他們一行人很近，可能現場就碰過面，或者擦肩而過過。抗議結束後，他們還邀請他一起吃宵夜，他當時拒絕了，但事後回想起來，如果當天和他們一起去宵夜的話，他可能也會加這個群組，現在可能也會失聯。

「這件事離我太近了，」他反復強調這一點，「你會感到自己可能有點幸運，自己還是安全的，是一種幸運。也會有些愧疚，因為你知道有其他人在替你承受這種痛苦。」

精神壓力很大 感覺全身的力氣被抽空

曉雲（化名）是失聯女生楊柳的朋友。在接受採訪時，她一直說因為自己經常關注和參與公民運動，以為有危險被失聯的會是自己，覺得自己會是麻煩最大的那一個。27號當天，她得知亮馬橋發生抗議的當天，原本並不想去，因為看到前一天晚上上海烏魯木齊路的影片，其中有警察和抗議現場的民眾發生肢體衝突的片段，她覺得自己身體素質不好，跑步也不快，可能不適合參與。

後來她是和一位更年輕的女生一起去的現場，她覺得自己有保護這位年輕女生的義務，最後也確保這位女生安全到家了。

她自己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快天亮了，雖然當晚的警察非常克制，但她還是有些後怕，覺得這件事不會就這麼結束了。到家沒多久，她的母親打電話給她，問北京出什麼事了，她搪塞了過去。她的母親並不支持她參與公民運動，也不贊同她的許多言論，她也都對父母保密。

楊柳失聯後，她的精神壓力變得很大，而陳晃失聯後，她的承受壓力就更大了。「現在一天一包煙，抽到胸痛，還經常酗酒」。她告訴記者，最近幾天走在路上的時候會像強迫症一樣看周圍的車，隨時都擔心會有人直接沖上來把她帶走。回到家之後，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掛鎖，家裡的兩道門都牢牢鎖上之後，她才能稍微鬆一口氣。因為這樣警察破門而入也需要一點時間，或許可以讓她有機會把手機裡的敏感訊息清理一番。

但她還是盡量理性地去分析事情的原委。她去見了一位失聯女生的母親，知道了失聯前後發生的事情，警察和母親之間的交談，但當她想要提供幫助時，失聯女生的母親卻不信任她，交流的過程很不愉快。那幾天，她覺得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完全不想吃飯，完全嚼不動東西，有時候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還沒吃飯」。

不後悔當初參與抗議的決定

12月初，封控政策轉變之後，有不少人罵當時參與抗議的人是「躺匪」，要讓他們為解封後死去的人負責。一邊承受著輿論的攻擊，一邊經歷著朋友失聯的心理折磨，但曉雲和博藝都表示自己並不後悔當時參與抗議的決定。

博藝說，身邊的不少人在抗議事件之前心理都到了崩潰的邊緣，過去三年，特別是上海封城之後開始的一輪又一輪的封控幾乎影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他形容自己參與抗議是「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說了我想說的話」。他自己家中也有九十多歲的奶奶，之前也得了新冠，他非常擔心。他反復強調自己雖然是眾人口中的「放開派」，但他所訴求的並不是放開之後完全撒手不管，而是一個有序的，有準備的放開。他始終認為普通人不應該為政策的不完善背責：「做出這個決策的是官方。不是我們。政策具體怎麼變，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能決定的。不能要求放開派來制定疫情防控的指導政策。這些政策制定的背後有一整個專家團隊。」

曉雲則因為馬上要回老家過年而焦慮。她的母親打電話給她說夢見她坐牢了，要坐一年。母親並不知道她具體做的事情，但是對其中的危險性卻有一些模糊的意識。11月27號之後，母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每天都給她打電話，母親的焦慮又加重了她的焦慮，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與持有不同政治意見的母親達成共識。她曾經和母親辯論，母親指著她說你是美國人，她也想給父母寫封信，但是太難了，不知道如何下筆。

但她不後悔當初去了亮馬橋。「去還是會去的，也還是會在人群中說話，」曉雲告訴記者，「講的也不是假話，每一句我都可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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