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參加北京冬奧的德國運動員，在專注準備參加競技和適應新冠「防疫泡泡」之外，還要面對另外一些問題。比如，面對媒體鏡頭，打算和能夠說些什麼？

據《南德意志報》報導，作為前期準備，過去數周，德國奧委會為參加北京冬奧會的運動員和隨行工作人員舉辦了多場訊息介紹會，內容也包括安全和中國人權狀況。據參與者透露，活動邀請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專家向運動員詳細介紹了中國人權的現狀，目的是讓每個願意在北京對這一問題發聲的代表隊成員能夠在瞭解情況的基礎上發言——他們是可以發表自己意見的。

不過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次視訊會議上，還邀請了一位德國外交部的官員。他所傳達的訊息，不得不讓大多數人打消發聲的念頭。據參與者回憶，這位外交部官員指出，以往的事件顯示，有的德國聯邦議員在發表了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後被拒絕入境。因此不能排除運動員在有類似「負面記錄」後，會遭到同樣的待遇。

此外，也不排除個人的數字通訊受到監控的可能。這位官員建議前往北京的運動員，最好不攜帶電腦等私人終端設備，手機也最好使用一次性預付卡，以便回國後銷毀。上周有媒體報導，英國、荷蘭和比利時官方也對本國奧運代表隊成員提出了同樣的建議。

德國奧委會新任主席維克特（Thomas Weikert）不久前接受採訪時還強調，在冬奧會期間，運動員有很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觀點，比如記者會、賽前賽後接受採訪等。他甚至說，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發出批評聲音，可能會「推動一些事情」。

可是，政府又對運動員提出如此明確的警告，豈不相互矛盾？德國奧委會對《南德意志報》表示，在如何面對中國人權問題上，該組織與不同機構和層面溝通，從人權組織到外交部，所以得到的建議大相徑庭，不足為怪。但關鍵是要讓運動員知道，一旦出現問題，奧委會將站在德國代表隊成員一邊提供支持，包括在北京有專人負責協調危機處理，並有德國駐華使館和外交部的協助。

問題是，在這種氛圍下，有哪位運動員還願意公開發聲？德國冰橇選手阿爾特（Tobias Arlt）去年11月在中國參加世錦賽返回後對巴伐利亞電台表示，「對（中國人權）這件事表態，我沒有這個膽量」。

「電話監聽、全程跟梢」

中國的新聞自由也是在德國保受詬病的一個問題。報導奧運會的外國記者，同運動員一樣，不能離開奧運「防疫泡泡」，只能在奧運村和比賽場館之間活動。而最近幾年，在華外國記者的報導自由已受到越來越多的壓制。

德國電視一台駐北京記者安東尼（Tamara Anthony）對德國《焦點雜誌》介紹了她作為駐華記者在中國的日常工作受到的監控，以及中國式的「採訪自由」。她說，大多數中國人不敢接受外媒採訪。「接受採訪後，人們經常會接到警方的電話，要是說了什麼批評性的話，可能會帶來嚴重的麻煩，甚至進監獄。」異見人士可能會被扣上『尋釁滋事』的罪名——這是一條刑事罪。「我每次都必須考慮，這可能給採訪對象帶來多大的危險。」

安東尼本人也受到監視和跟蹤。「很明顯，我們的電話是被監聽的。訪問對象經常在事前就受到警告不要接受採訪。開車出去拍片，經常有一輛車一直跟著我們。採訪時，這些『跟梢』會上來阻止，他們跟我們住進同一家飯店，有時甚至就在隔壁。最好是所有拍攝計劃都得到政府批准，採訪都在安全人員的眼皮底下進行。」

根據最新民調結果，半數以上德國民眾反對在北京舉辦冬奧會。民調機構YouGov上周末在德國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59%的受訪者認為，不應將2022年冬奧主辦權授予北京；14%的人不這麼認為，27%的受訪者不置可否。在男性受訪者中，認為中國不適合舉辦奧運的有61%，女性的比例為57%。

 

（德新社、《南德意志報》、《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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