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當時華人是目標，媽媽和祖父母一家六口，從家鄉加裡曼丹的亞洋岸村一路往大城市逃，最後投奔至華人較多的雅加達，住在親戚家，」台灣作家陳又津轉述母親1967年那段顛沛流離的日子。她說：「媽媽的華人同事親眼看到自己的爸爸被殺，非常害怕，而她們曾居住過的難民營條件很差，人們很窮，每天都有屍體被抬出來。」

逃難，是許多老一輩印尼華人的共同記憶，有錢人逃得比較遠，能離開印尼，逃至中港台，而剩下的華人，像陳又津的母親，則被歸化為印尼國籍，並放棄原有的中文姓氏，在各方面受到種族歧視。而這一切，都源自於1965年發生的「九三〇事件」。

反共大屠殺

印尼建國時，首任總統蘇加諾（Sukarno）便向共產主義靠攏，1965年則是印尼共產黨最興盛的時期，不僅擁有300萬名黨員，勢力更無所不在，遍佈黨政軍，廣受支持。當時，印尼共產黨是僅次於中共和蘇共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

同一年9月30日，印尼時任總統蘇加諾的親信丶據稱也是印尼共產黨黨員的總統衛隊營長翁東（Untung Syamsuri）發動政變丶綁架6名右翼軍方將領。時任陸軍少將蘇哈托（Suharto）推翻蘇加諾政權，展開長達32年的右翼軍人獨裁統治，而為了清除印尼共產主義勢力，1965年至1966年間，軍方鎮壓及屠殺大批共產黨員。

那場大屠殺具體死亡人數至今仍未有確切數字，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反共大屠殺造成多達50萬人死亡，其中有許多華人因被當成共產黨員而遭處決，被稱為「九三〇事件」，是印共從興盛走向衰落的分水嶺。

陳又津的母親就經歷了這場大屠殺，隨之而來的反共氣氛，導致大批華人因印共與中共的連結，而成為暴力目標，被迫離鄉，展開一段逃難的生活。

中共角色

當年，蘇哈托指責中共輸出革命，並稱中共指使印共主席艾地（D.N.Aidit）奪權，雖不完全符合事實，但並非沒有根據。

編寫《革命年代的移民：中國丶印尼和冷戰》一書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陶沫（Taomo Zhou）向德國之聲指出，90年代初，在冷戰結束後，流傳到較資深的黨史人員中的《毛主席接見各國領導人談話》中記載，「九三〇事件」前一個月，1965年8月5日，毛澤東接見了艾地率領的印共代表團。《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也有相關報導。

當時，艾地到北京會見共產黨高層毛澤東丶劉少奇丶周恩來等人，並報告印尼情勢，稱蘇加諾健康狀況不佳，並提及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計畫，成員包括左派及右派人士。

周陶沫指出，當時的會議紀錄透露，毛澤東將話題轉至他與國民黨的重慶談判。她認為，以當時中國內戰的歷史背景，毛澤東可能是在暗示艾地應該為和平談判和武裝鬥爭都做好準備，她在期刊中寫道：「雖然中共領導層的態度並不明確，但很明顯的是北京已獲悉艾地的計劃，而且沒有反對。」然而，因為情報疏失，中國並未掌握「九三〇事件」，是透過澳洲電台得知政變消息。

2017年，美國非營利性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與國家解密中心（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共同公開一份機密文件顯示，美國對「九三〇事件」屠殺過程知情且暗中支持，並曾向印尼軍隊提供金錢丶武器和共產黨官員的名單，卻刻意保持沉默，誣陷北京。文件更指出，印尼軍方編造了中國共產黨企圖指使印共發動政變的謠言。

周陶沫分析，中國與蘇加諾關係緊密，當年沒必要利用印共推翻蘇加諾政權，對中共而言，應該是「印共與蘇加諾繼續保持緊密合作關係」。

1965年前，艾地曾在1957丶1959丶1961丶1963年率團訪問中國。艾地在「九三〇事件」後遭軍方逮捕，11月24日被處死。當毛澤東得知印尼發生的一切，及他的國際戰友艾地不幸遇難的消息後，心情悲痛，還作一首詞以寄哀思。

反共非反華?

反共大屠殺發生在冷戰期間，許多西方國家把屠殺事件視為對共產主義鬥爭的勝利。據報導，當時中國政府譴責印尼的暴行「令人發指，是前所未有的罪行」。

周陶沫說，「九三〇事件」對中共而言，雖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敗，但卻被中共拿來推動文化大革命。他舉例說，印尼棉蘭「41名華僑小英雄」對抗印軍的事跡中，稱他們在獄中背「毛主席語錄」或「用血繡紅旗」等故事，被當成「紅色經典」，起到政治動員的作用。

周陶沫向德國之聲解釋，中國1966年正開始進行政治動員，當時許多報刊稱印尼反共大屠殺是蘇哈托迫害印共丶華人丶華僑的行為，所以「國內群眾要繼續革命到底」，當時強烈譴責蘇哈托是「法西斯走狗」的言論非常多。

不過，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印尼反共大屠殺並非針對華人。深入研究「九三〇事件」的歷史學家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約翰・魯薩（John Roosa）向德國之聲解釋，當年的反共大屠殺是針對印尼共產黨而來，並非華人，過去曾有論述將該事件塑造成「反華種族清洗」或「屠華事件」，都是不對的。

他並說，華人對該議題相對敏感，源自於當年印共親中國，華人就被視為共產黨員，而成為清洗的目標，反華只是反共屠殺的一部分，但不能因此而稱「九三〇事件」 為「屠華事件」。

德國之聲試圖採訪印尼華文報社華人編輯，談論當年反共屠殺或共產黨的議題，被以「太過敏感，怕有爭議」而婉拒。這名編輯不想也不願意談那段歷史，而共產黨也成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議題。

周陶沫強調，在學術界普遍認為「九三〇事件」不是有種族色彩的屠殺，受害者是因為政治背景才被屠殺，而華人則因反共大屠殺，在印尼的處境更加脆弱。

她向德國之聲解釋，華人長期以來與印尼原住族群關係緊張，又總被視為資產階級代表，1965年時又被認為是共產中國的「特洛伊木馬」。他說：「 一邊是資本家的形象，一邊是共匪的形象，兩個合在一起，使印尼華人的地位更加脆弱。」

共產黨成禁忌

蘇哈托清洗共產黨的行動中，有約100萬人遭逮捕入獄，即便監禁結束之後，仍背負政治犯的罪名，且註明在身份證上成為一輩子的印記。「九三〇事件」後，印尼共產黨被列為非法組織，象徵共產黨的鐮刀與槌子都是禁忌，相關標誌既不能出現在印尼電視上，在社會上也不去討論。

魯薩表示，當年蘇哈托政府將共產黨形塑成危害「國家的叛徒」，而且在重視信仰的印尼社會中，又將共產黨視為無神論者，因此印共是宗教敵人的印象，已深植在印尼人心中。

他對德國之聲說：「至今印尼人不把共產黨視為一般政黨看待，而是極為『邪惡且可惡』的。但事實上，印共在反殖民運動及印尼獨立建國上是有所貢獻的。」

共產黨從原本的建國功臣，淪為眾矢之的，且成敏感話題。蘇哈托統治期間，印尼的大部分歷史教科書中也未提到屠殺事件，這也導致「轉型正義」難上加難。在反共大屠殺發生了半個 世紀後，在人權團體的壓力下，印尼終於在2016年針對「九三〇事件」舉行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遭屠殺的倖存者及軍方丶政府單位派代表參加。但當時遭到抗議，人們擔心研討會會讓共產主義死灰復燃。

轉型正義之路難

對共產黨的厭惡與擔憂，導致這起屠殺事件，始終未能完全攤在陽光下。編寫《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指出，印尼社會仍有許多當年遭屠殺者的後代及年輕學者，試圖要重新檢視這段歷史，期待實現全國和解，但他們仍是少數。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印尼未來進行轉型正義愈趨困難，專研東南亞史的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陳鴻瑜指出，「印共與軍方的仇恨及鬥爭從1960年初就開始，經歷了大屠殺後，要和解，很不容易」。

戴維信觀察，印尼現今的政局情勢使未來公開正視或討論「九三〇事件」的機會更低，甚至不可能。他向德國之聲解釋：「印尼伊斯蘭組織越來越強大，對總統佐科威施加更多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人權及言論自由，因此也把針對反共屠殺，實現全國和解的窗戶給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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