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8％，據預計，自今年起將會以10％的速度增長。投資商普遍認為，在印度投資較之在中國簡單，且收益更高。印度股民購買的國內股票能在一年半的時間內達到價值翻番。

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擺脫了貧困。據預計，數十年來被壓抑的國民經濟由於外商投資的擴大，將在未來的幾年內達到一個新階段。但由於印度過度繁瑣的官僚作風及建設不全的內部結構使得這一準備階段明顯長於中國，此外民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工作效率。但也存在著他的優越性：選票可以用於安慰那些有抱怨的人們。而在中國正缺乏這一點。

對於印度政府來講，想要維持這樣一個多層次社會的一致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印度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主要表現在貧富之間的差距，國家與地方，傳統與現代及那些幸運兒與黴運不斷的人的差距上。

其中最明顯的當屬國家與地方間的差異。印度每年新增4千萬中產階級消費者，相當於西班牙全國人口總和，但事實上，他們也不過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少數。與3億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極少數的中產階級可以在購物中心穿梭，先買本田後買Tata汽車，送得起孩子上私立學校，講著流利的英文，買賣股票。這一消費群體的壯大及與日俱增的消費潛力無疑對於各行各業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矛盾就在：隨著中產階級的產生，全國各地也都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差距。窮人要求平等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此而產生的反抗組織甚至於佔領了幾個州府。同時隨著到城市裡打工的人日益增多，靠勞工發財的非法包工頭兒對於他們的工作及住宿也越來越不負責任。

印度政府因此而號召「第二次綠色革命」。此項政策與中國的政策同出一轍：中國政府同印度一樣深知，隨著城市與農村薪水收入每一美金差異的增大，不穩定因素也會隨著擴大。因此中國推行農村扶植政策，比如搞試點工程，鋪建通向無人區的高速公路。印度政府推出了一個「百天有值勞動」方案，即農民每年有一百天由政府支付薪水「上班」。但這又讓政府有些承受不起。而發展個體經濟才是真正解決就業的方法。

但個體經濟的發展又被多方面阻撓，比如聯邦政府及其官僚作風，政府官員收受賄祿是其中最大的絆腳石。在西孟加拉省加爾各答執政的共產黨甚至於被評價為現代投資政策的帶頭人。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曾指出，僅15％的國家為發展而留出的預算就可以養活全印的窮人。印度的經濟騰飛並沒有對這一災難指數產生半點影響。

在城市飛速發展的同時，農村的發展卻遠遠落於其後。表面上形式多樣的社會矛盾衝突事實上卻都源於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這也體現在宗教團體的利益衝突上，儘管現印度企業領導階層對此種族矛盾衝突持名存實亡態度。儘管如此，印度的年輕一代貴族還是堅決反對平民百姓入進高等學府。傳統的印度家庭認為這突如其來的現代化也只加重了家庭成員間的代溝。正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給女人創造了就業機會，使她們登上了領導人的位置，自由支配自己的收入，從傳統的角色裡解放出來，自立自強。這也是引發了一些人的強烈不滿。

印度引以為傲的是，它相對年輕的人口使它比中國更俱有優勢。但充分利用這一自然人口優勢的前提是普及農村居民的基礎教育，推行養老保險制。現中國社會矛盾衝突就是印度的前車之鑑。印度應就中國的教訓而謹慎行事。否則將帶來不可彌補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