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始末

49年中共建政，正百廢待舉，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營、肅反、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運動不斷。至56年中期，始告一段落。尋求國家發展逐漸成為上下共識。是否能動員知識分子鼎力參與無疑成為經濟文化社會建設能否有成的關鍵。但是，此前的多次政治運動，以及中共各級官員在執政以來所顯示的君臨一切的霸道作風，不免使知識分子們束手束腳，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撇開當時的國際背景不談，這是促使中共領導層當年釋放出一系列寬松訊號，制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要求人們幫助黨整風，以期活躍國內空氣的主要動因。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集中探討建設問題的「論十大關係」報告；9月，中共八大告別大規模階級鬥爭，提出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政策，號召反對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繼續放手，貫徹雙百方針」；4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進一步號召人們向黨提意見。

經中共各級的反復動員、說服和黨報多次社論的號召、鼓舞，許多人開始信任共產黨，打破顧慮，願意「幫助黨整風」。在短短時間裡，全國各地召開的各類會議上，共蒐集到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以及黨員的數十萬條意見。這些意見的核心是希望獲得根據1954年制定的首部憲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權利，沒有人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資格提出異議。文革結束後逐漸開啟的改革開放時期提出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黨要管黨自己」等口號正是當時的一些意見中的內容。

然而，13天之後的5月15日，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認定：黨內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中有嚴重修正主義思想，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而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在發至17級以上幹部的此文中，毛製定出「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表示，還要讓右派們猖狂一個時期，讓其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至6月8日公開號召全國反右，各級各地黨委繼續鼓動人們向黨提意見，遂使更多人遭受「請君入甕」的命運。毛本人事後在駁斥對他的批評時，把這一做法稱為「陽謀」。

右派被定性為敵我矛盾，與「地富反壞」並列，但 「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分別受到降級降薪、勞改勞教、發配農村邊疆、留職停薪、開除公職、只發生活費、關押監獄等處罰。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

1979年，在具有改革意識的、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決定對除少數（共96人） 「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所公佈的數量為55萬。這一數字引起多方懷疑。議論平實的「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一書（作者丁抒，1991年初版，2006年4版）指出，在反右運動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極右分子」等各類帽子的共約120萬人；香港「爭鳴」雜誌2006年1月號報導稱，根據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右派分子人數超過317萬，另有中右分子143萬多人。後來成為政府總理的朱鎔基當年也被劃右派，足見此次運動規模之大。

據中國政府自己的統計，50年代中期，國內約有知識分子500萬。即使以中共公開承認的數字55萬為准，受到打擊的人數也超過了知識分子總數的10%。對知識界這樣的清洗運動在人類現代史上尚無先例。

平反待何時

雖然反右運波及社會各界、各階層，但 「有幸」戴上「右派分子」帽字的幾乎均為中國極缺的文教科技醫學各界中的精英，即中國國內通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1978年對右派分子實行「全部摘帽」政策的同時，中共中央作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的結論，排除了平反的可能性。

1981年6月，中共11屆6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維持這一結論。一般認為，中共這一態度與當年積極協助毛澤東丶擔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有關。香港爭論雜誌「動向」主編金鍾就持這一觀點：「有關反右處理，基本上是鄧小平個人的權謀因素在起作用。」

2007年3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1957年反右運動問題的若干意見」文件，重申固有立場。中央宣傳部年初傳達指示，不許出版有關記錄回憶「反右」、文革等歷史事件的文章及著作。

著名作家、當年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怡和確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絕大多數，— 99%的右派是因言獲罪。」

也就是說，即使按照1954年的中國憲法，將感佩於黨的誠意、相信毛澤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保證而開口的知識分子們劃為右派是違憲行為，理應加以否定。持這一看法的在中共黨內也不乏其人。前中共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就曾於2002和2006年先後兩次致函中央，呼籲否定反右運動。

其實，鄧小平也有關於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中共犯了左的錯誤，以左反右的說法，並將它同文革十年浩劫聯繫起來。鄧小平文選中亦未收集他當年主持反右的文章和講話，可見他也不願意給後人留下歷史「把柄」。

2005年10月十六中六中全會前後，前右派及其家屬公開要求徹底平反的呼聲高漲。其中，山東大學史若平等182人聯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公開信在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外，還要求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

如今，毛鄧等當年主事人早已作古，以「和諧社會」為新政口號的胡溫第四代領導似乎應有條件走出歷史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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