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武老白與鄭宏彬或許從沒想過做與性傾向扭轉治療相關的藝術活動。但自從近來目睹同志社群的言論空間逐漸被政府壓縮，他們決定與其他異議人士合作，以藝術行動替同志社群發聲。

武老白召集一些中國的平權運動人士集思廣益，想出三句反對性傾向扭轉治療的標語，並以2017年的電影《三塊廣告牌》為藍本，決定用三輛卡車盛載這個訊息。他說，這場藝術行動是受到其中一位平權人士啟發﹕「我們在討論過程中認識了燕子，他與我們分享了這份性傾向扭轉治療機構的名單。因為少數群體在中國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我們決定做一個從根本出發的藝術行動。」

武老白與鄭宏彬以個人名義在各公眾號進行群眾募資，並根據那份性傾向扭轉治療機構名單，選出八個城市，規劃了一條大約3000公里的路線。他們把選定的三句標語印製到貨車上後，從1月11日開跑，第一站是上海。鄭宏彬表示，計畫開跑的隔天，網路上便出現大量關於他們的討論。

他指出：「我們開跑不久後，很多網友便問會不會到他們城市，很多志願者也與我們聯繫。這是我們在活動籌劃期間未預期到的。」

性傾向扭轉治療的起源

中國雖然早在2001年便將同性戀與雙性戀從官方的心裡疾病列表中剔出，但與性傾向障礙相關的說法，仍不時出現在官方論述中。許多父母為了扭轉孩子的性向，會逼他們接受所謂的性傾向扭轉治療。心理諮商師夢傷長期關注中國的性傾向扭轉治療，他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大部分療法都屬於俗稱的厭惡療法。醫生會透過各種方式，將原本與同性接觸時的興奮刺激轉換成厭惡刺激。

除了常見的電擊療法外，醫生會透過要求病患聞氨水或戴上藏有針頭的保險套等療法，讓病患在對同性影像產生生理反應時，因聞到異味或突如其來的痛楚而漸漸對同性產生厭惡感。中國的醫師認為，一旦把對同性的感受與厭惡感連結起來，病患便會自然轉為異性戀。

夢傷說：「很多所謂的療法，都是行為上的塑造，但是從認知上來講，他們無法改變同性戀根本上的喜好。而所有厭惡療法的根本只有一個，就是把原本的興奮刺激替換成厭惡刺激，無論是透過電擊或針狀物。」

法律的漏洞

曾在2014年打贏中國史上首場性傾向扭轉治療官司的燕子向德國之聲表示，當初為了迫使一間專門相關治療的診所歇業，他特地從廣州飛到重慶，並花了500元人民幣接受號稱療效顯著的電擊治療。他說：「諮商師把我帶進診療室後，便把我催眠到放鬆狀態。他在我想起跟同性發生關係的場景後，就突然電擊我手臂。整個過程雖然身體沒有太多的疼痛，但仍是個很驚嚇的體驗。」

他在蒐集足夠證據後，便在2014年7月到北京控告百度及該診所。他表示，原本以為該療程對他應該只有輕微影響，但當法官要求他重述治療過程時，他仍然全程發抖。他回憶：「因為我是第一次完整敘述整個過程，所以當時我一直發抖，我才意識到原來這個電擊治療對我心裡影響很大。」

然而，由於中國沒有條例禁止醫療機構施行性傾向扭轉治療，所以即使開庭過程中發現諮商師拿的是假證照，該診所最後也只賠了他3500元人民幣。根據他的說法，該診所目前仍持續營業中。他說：「雖然判決書明文定義同性戀不是疾病，且性傾向扭轉治療是違法的，但因為法律沒有相關規定，所以這些診所並不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直擊人心的倡議模式

燕子認為，政府尚未訂定相關法規並非存心歧視同志，而是他們並未接到來自同性戀受害者的訴求。他認為唯有更多人透過行動發聲，政府才有可能正視這個問題。而他覺得武老白與鄭宏彬推動的藝術行動，便是一種柔和卻又能直擊人心的倡議模式。

他說：「有別於以往用很硬的方式探討人權，我覺得藝術能引起更多公眾討論。但受限於國內媒體環境的限制，這個計畫不一定有辦法引起廣泛的公眾討論。」

但對武老白與鄭宏彬來說，這個計畫打開了一個公眾討論的空間，透過藝術讓更多人關注性傾向扭轉治療的議題。鄭宏彬表示：「中國現在對同志平權群體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所以那些群體中的組織工作可能比較困難。我跟老白比較像個體，所以我們從事的藝術行動可能會讓圈層外的人更關注少數群體的生存。」

即便中國政府近期又開始掃蕩同志軟體及打壓非政府組織，武老白卻覺得既然他們從事的藝術行為合理合法，便不需要擔心成為政府打壓的目標。他說：「我們是在合理合法地做一個藝術行為，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