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星期五開幕的中共十六大時，時代周報記者把江澤民比作德國的前任總理施密特。施密特任聯邦總理之前，先有艾德諾總理把戰後德國納入了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後有布蘭特總理推行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緊張關係的「新東方政策」，所以施密特執政期間在政策上沒有大手筆，只注重保持現狀。江澤民也一樣，先有毛澤東的荒謬和極端政策為鑑，後又有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為基礎，所以不可能有大作為。

生物基因專家陳章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是對共產主義的一大貢獻。共產黨員可以擁有房子、土地和企業，第一次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這是中共的一個里程碑。

歌手崔健認為江澤民在人民心目中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領導人，沒有人懼怕他，這是一個進步，但他也是一個要人民聽命於他的舵手。崔健說，只要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他的怨聲就不會停息。

由於談話對像是文化界人士，記者自然問到了中國文化自由問題。王朔說，這裡有一個與什麼時代進行比較的問題，他認為，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的八十年代是文化最為自由的時代。他列舉了當前的一些創作禁區，如文化大革命只能作為一部作品的背景，但文革的事件卻不能描寫敘述。另外，涉及到少數民族的題材，尤其是西藏和中國西部的伊斯蘭教等問題，也同樣是禁區。陳章良說，從整體上來說，今天的中國社會比任何時候都更為自由。在這方面，網路起到了作用，日益改善的生活也使更多的人得以參與文化生活。

在全球關心的全球化問題上，王朔的感受是，全球化實際上是美國化。他說，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中國成了世界上的一個工廠，但卻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已依賴於全球化。這是因為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生活在封閉之中，自滿傲慢。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人首先要克服這種妄自尊大的心態。

但是，全球化也給中國帶來了好處。王朔轉而以自己的經歷說，由於中國盜版盛行，作家已幾乎無法靠作品的正常銷售所得生活，但是中國文化人抱怨再多也無濟於事，只是在外國企業遇到這類造假的問題時，中國政府才試圖以法律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態。過去一百年來，中國法律上的進步都是在外國壓力下取得的。

時代周報記者感興趣的另一個問題是價值觀，也就是說，是否存在著不同於歐洲和全球價值觀的「亞洲價值觀」？

歌手崔健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引用了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去年對中國進行學術訪問時說的一段話。哈伯馬斯說，「亞洲價值觀」是一種官方的哲學，也就是要求個人從屬於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是這種價值觀的代表。崔健認為，這種趨向在日本和北韓更為明顯。但在中國卻不是這樣，如果單獨問中國人，他們絕不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下。年輕的一代更是如此，今年的中國實際上處於價值真空狀態。

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時代周報記者以過去的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為例，反問道：過去這兩個德國能共存，為什麼中國大陸與台灣就不能共存於國際社會呢？

王朔認為，台灣問題不能與兩個德國的問題等同起來，因為分裂的原因不同。德國分裂是美國與蘇聯的一場政治交易造成的。而台灣的分離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毛澤東和蔣介石互相瞭解，他們之間的個人糾紛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政治衝突中。

陳章良說，大陸上的中國人受的是共產黨的教育。按照這種教育，台灣是大陸的孩子，而過去東西德之間的關係是兄弟關係。中國人反對家庭分裂，不願意失去自己的孩子。這是所有中國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