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馬斯從六十年代開始學術生涯開始之際就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批評。幾十年來，從六八年學運到聲援社民黨以柯爾為對手的選戰，再到最近發起批評美國伊拉克政策的歐洲知識界大討論，哈伯馬斯是德國在政治上最活躍的知識分子之一。

哈伯馬斯是以思想家和學者的身份參與政治討論的，他認為對政治與社會的不良發展提出批評是一名知識分子的職責。哈伯馬斯雖然在黨派政治分野上屬於社民黨左派陣營，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御用文人」。他說：「國家政治有被降低為被迫順應保持經濟競爭地位的需要的傾向，政治因此被認為只是對此進行或多或少的聰明管理，這種傾向剝去了政治討論最後剩下的一點實質內容。」

哈伯馬斯像是政治沙漠中的先知，他的警世明言常常遭到人們的嘲諷。他是帶有傳奇色彩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領袖，這一學派認為科學與哲學就是應該有實際的社會之用。哈伯馬斯在七十年代嘗試用自己的學說征服美國，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勇氣可嘉，但對稱霸美國哲學界的所謂「分析哲學」並不能形成真正的挑戰。在美國，人們習慣性地把歐洲的思想家與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認為歐洲人的哲學更是一種世界觀，例如「存在主義」和「批判理論」，它們的確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哲學。在當時美國的知識界，主流的觀點是主張精神與權力的分開。而偏偏哈伯馬斯在這時殺了出來，他恰恰是要否定這種精神與權力的分離，要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一座橋樑，而且這還不夠，他還聲稱這樣做其實是把美國知識界的這種傾向發揮到極致。

哈伯馬斯於1961年發表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讓他在學術界開始揚名。在這部著作裡，哈伯馬斯有意識地使用了大量英美學術界的文獻，以便為本來是德國的討論帶來新的國際視野。早在這一時期，他就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題：公共領域是民主的媒介，公共領域的意見和意志形成就是民主的文化。這種意見的交換當然應該是在沒有外力強迫的情況下進行的，哈伯馬斯稱之為「不受統治的對話」。哈伯馬斯認為，說話是行動(德文：Handeln)的一種方式，因為我們的語言決定了我們頭腦中的世界，決定了我們如何認識他人和對待他人。哈伯馬斯進一步追問人與人交際過程的社會條件，並把它稱之為「交際行動理論」。

為什麼人與人要相互交流？人們期望通過交流得到什麼？交流的前提條件是什麼？這些問題成為了哈伯馬斯的主要研究著眼點。哈伯馬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不斷得到深化和發展，而一些基本結論早在1968年的「 知識與趣向」中就已經醞釀成型。知識界的一個普遍信條就是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而哈伯馬斯則說，任何一種認識形式，任何一種思想與研究方法都是一種感知過濾器，它把現實按照我們的態度進行一番預先的安排，這一安排是雙重意義的，即態度作為我們對事物的一種預設看法，而我們觀察事物時就像是在照相，要有焦點和景深。我們的對現實的態度隱藏在我們研究方法之中，哈伯馬斯就是要發現這些隱藏其中的態度。

雖然科學並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價值中立，但是科學也不能提供生活的幫助，這是哈伯馬斯反復強調的，也是他和他的思想對手尼古拉斯.盧曼少有的相同的見解。不過，哈伯馬斯認為，科學能告訴人們成功的生活的先決條件以及哪些情況會妨礙成功。因此，哈伯馬斯經常參與到政治討論中去，例如對海灣戰爭、基因技術或者甚至直接參加反對柯爾的政黨競選，這在德國學術界來說是不同尋常的。可惜的是，施羅德把哈伯馬斯的有關民族國家、歐洲和所謂的「憲法愛國主義」的思想庸俗化和表面化了，從而失去了將一位傑出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百科全書式的智者納入德國社會改革思考的機會。

無論是哈伯馬斯的浩繁著述還是他的言行總能動員一批讀者參與到激烈的討論中來，而這批讀者代表了公共領域中最為活躍的頭腦，他們讓當政者感到敬畏，他們彷彿是民主大餐中的鹽。在媒體時代能有這樣一批讀書和思考的人，這其中有著哈伯馬斯的貢獻。

哈伯馬斯在75大壽之際得到的大禮是「京都獎」，這是意義僅次於諾貝爾獎的國際學術大獎。京都獎（Kyoto Prize）由日本稻森基金會授獎，該基金會由日本著名技術集團京瓷公司(Kyocera)創始人稻森五雄於1984年出資建立，獎勵在藝術、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與技術上的傑出人士。哈伯馬斯是獲得京都獎的第二位德國人,德國印歐語專家保羅.蒂默(Paul Thieme)在1988年曾獲得這一獎金為40萬歐元的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