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剛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總統僅僅數天，哈維爾就來到德國開始國事訪問。現在，在總統屆滿前兩周，他再次來到德國。身為戲劇家的哈維爾從政以後，為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的民族和解進行著不懈的努力。這顯示，對於他，德捷關係事關重大。

1990年，哈維爾發布一項世人為之震撼的聲明。他說，二戰後捷克斯洛伐克驅趕大約300萬蘇台德人的歷史事件是不公正的，他願意為之道歉。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哈維爾卻為此遭到非議。多少年來，德意志人，尤其是蘇台德的德裔居民，就是捷克不共戴天的死敵，他們曾帶給鄰族捷克以深重的災難。

但此時的哈維爾沒有被嚇倒，即便他不被本國人理解，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他政治理念中的道德標準。

以道德標準作為政治行為的基本指南是哈維爾流星般升騰起的政治生涯中最核心的部分。在社會主義時期，哈維爾先因其大資產階級出身而受到歧視，其劇作和散文作品遭到批評，哈維爾本人被禁止從事寫作。後來，他因為領導一個叫做「77憲章」的民權運動被關入監獄。一連串的折磨並沒有摧毀哈維爾的意志，他沒有屈服。他始終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壓迫機器，揭露人在這樣的體制下被掠奪自由的痛苦。

哈維爾並不是理想主義者。他並不是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發出不關痛癢的批評。他身體力行，投身到政治的最前沿。1989年11月，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起來反對統治當局的時候，正是哈維爾走在遊行隊伍最前端，領導了一場無暴力的革命。他付出全部精力同當權者談判，直到這個國家實施民主選舉，哈維爾以多數票當選總統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權。

哈維爾的政治主張決非與操縱權力劃等號。他希望建立一種公民社會。他所理解的民主理念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參與統治，參與政治生活。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同捷克前總理、也可能接替自己成為捷克新總統的克勞斯大相徑庭。克勞斯將政治首先看作是政黨議會民主制度下的權力鬥爭。

這兩種政治觀念清楚地反映在捷克的外交政策上。哈維爾從一開始就明確地向人們指出，在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枷鎖之後，捷克應走上歐洲化的道路，應進入歐美政治結構。而克勞斯卻是一位歐洲論的懷疑者，他拒絕接受削弱國家主權的任何主張。因此，克勞斯的理論給作為北約成員國的捷克帶來不少麻煩，可以料想，不用過多少年，捷克會在歐盟內遇到同樣的困難。恰恰是這樣一種同歐洲化精神相悖的觀點在捷克民眾中享有很大市場。

這樣看來，哈維爾仍舊是一名「異議人士」。他的後任將是一類所謂「普通」總統，聽任國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政治決策。而哈維爾自己則可以安度晚年，重操就業，改寫他的成名散文「麻木的勢力」，比如，新作品可以取名為「當權者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