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嚴家其先生，您參加這次漢藏討論會報著一個什麼希望?

嚴家其：我抱著一個非常大的希望。通過日內瓦，也通過你們德國之聲， 要把這個會議的幾個聲音傳到中國，甚至也可以說傳到全世界。這個會議已經引起很大的注目。是什麼聲音呢?聲音都是很簡單的聲音。第一個聲音是, 達賴喇嘛是一個偉人，還是一個好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他的心是為了西藏民族，也為了漢藏和解，也不願意傷害中國，他也不要獨立。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要讓中國國內的一般人認識到這點。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達賴喇嘛批評的很厲害。而且不客氣，稱他為達賴集團，誹謗他，污衊他。這很嚴重的事。是對整個西藏民族，藏人一種不公正的做法。這點我們作為漢人不知道。這是一種宗教信仰。因為我們漢人總體來講都是相信孔老夫子一套，是無神論者。而且不知道宗教對藏人的，對整個世界政治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在這個世界上的作用是非常之大。而且我在中國國內的時候，20年以前，我也不太知道這點。

（當時）我自認為我是一個科學主義者，是非常堅信科學力量的。所以我看到中國談科學，科學發展觀，科學當然非常重要，我今天也是一個從事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研究的，還是有科學態度，而且對待藏人，佛教，對待比較宗教，也是用科學態度來看他們。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在藏人，世界很多的人類群體中間，宗教的力量是無可估量的。很多分歧，衝突，往往更宗教有關係。而我們中國大陸對達賴喇嘛居然能那麼不客氣，稱他為達賴集團。他說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希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架下面，追求高度自治，中國共產黨就發表評論說，你達賴集團就是要 （分裂），你說他怎麼說話呢? 所以我是抱著這樣一個心，來參加會。我希望能真正的打開這個西藏的結，（西藏問題）打了一個結，要解開它。這個解開也是為了西藏，流亡藏人，也為了漢人，為了我們漢人。

我的講話很簡單。第一我要為達賴喇嘛講話。我要為流亡藏人講話，有10多萬人，他們流亡不是3年，5年，我流亡了20年，他們流亡了50年。50年這樣長的流亡，在全世界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本來這個事情好解決，但是50年都放不過去了。所以我20年的流亡生活啊，對這個是深有體會。

德國之聲：您通過自己20年的流亡生活對達賴喇喇嘛50年的流亡生活有共同的感受。我想問您，6.4之前，你作為一個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您對中國政府的運作有一定瞭解得。您能不能想像現在中國政府為什麼排斥和達賴喇嘛對話呢?

嚴家其：實際上說，我覺得中國領導人缺少自信心。像這種事情鄧小平就很能解決，他說"來吧。到舞台上去吧，明天就可以去。"他馬上就會說這個話。但是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要開書記處研究一下，可能會不會引起動亂呢? 它（中國政府）想，萬一引起什麼問題呢?它會反復考慮，仔細研究，結果拿到政治局常委的時候，只要有一個人非常堅決地反對，就通不過了。所以有些政治局常委認為，這個意見是合理的，他說這是一個異見分子提出的，他同6.4有關係，同趙紫陽有什麼關係，不安好心。

說實話，我是好心，為中國的民族和解。我看到新疆問題發生，這個病根簡單的找呢，國外的三股勢力，治不好病。你治好了，真把三股勢力解決了，也好。你治不好啊。西藏問題，民族和解不能再遭到達賴喇嘛頭上說。他天天講非暴力。這種傳播在藏人間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在世界有影響力。所以我今天在記者會上還講了一句話。這很重要，我可以重複。"我之所以能到這，完全沒有別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須來，義不容辭，因為達賴喇嘛偉大的人格，和他崇高的精神感動我來。"

他有三個精神，我想這個也應該通過德國之聲讓中國的聽眾知道。第一個精神就是無私。他無私，他為了西藏人民，為了流亡藏人，包括國內的西藏人民，也為了漢藏團結，真是為了團結，也為了中國，也為了世界和平，他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他沒有個人。第二個是慈悲精神，包容，公正，正義，平等，平凡而偉大的精神。第三點，他提倡非暴力主義。這非常偉大。在今天這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他提倡這個對整個中國，對西藏，對整個世界有非常大的影響。

德國之聲：我能聽出來您個人對達賴喇嘛是非常的敬仰，崇敬的。我們看到在中國除了政府，官方的媒體，普通老百姓對達賴喇嘛排斥的心理也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認為達賴是殘暴的，封建農奴主。您怎麼解釋達賴喇嘛在西方那麼受到敬仰，而在中國受到那麼廣泛的排斥嗎?

嚴家其：這個和中國的控制宣傳，控制輿論有關係。這完全是由於中國新聞不自由造成的。我接觸過達賴喇嘛很多次，我感到他就跟我們普通人一樣。而且你要當他面誇他，他不接受的。但我還是真心誇他。我不原意去誇人的，這個誇人是不好的，吹牛拍馬，這東西是很壞的。我感到我現在說話越來越用右腦說話，有種情緒講出來，我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我心裡有這種想法，在接受你採訪的時候就講出來了。中國的政治家如果能在這方面有所改進的話，對中國的整個社會的和諧，對整個中國都有好處。因為現在都很簡單化，有問題就採取鎮壓，採取武力，而且一節管一節，下面當官的也害怕，害怕出事。那怎麼辦呢? 就鎮壓。

德國之聲：據我所知，在70年代末的時候，您提出來領導人要廢除終身制，還有後來的要公佈財產的陽光法案，您當時是中國政府非常重視的智囊成員之一。如果今天的中國政府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徵求您的意見的話，您會給他們提出什麼意見?

嚴家其：民族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人提出要取消民族區域自治，這是不對的。好像是和共產黨講的意見不一樣。這個民族區域自治寫到憲法裡面，也是共產黨推行的政策。它本身是對的，問題是沒有很好地執行。問題不出在政策本身，而是在於實際上沒有很好地執行。民族問題，實際上人類世界的首要矛盾，國內的，國際的都和人群的區分有關係，分成我們，你們。藏人就說，我是我們，你是漢人是你們。這個隔閡和語言有關係，和距離有關係，和宗教信仰有關係，和他們經過的歷史有關係。發生一次鎮壓，他們整個民族就記在心裡，6.4就記在我心裡。

1959的事件對藏人就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日本的大屠殺也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一部份。這種東西就把人群拉開了。所以我們對日本不承認屠殺是通不過的。這些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世界政治上的我們和你們。中國國內也有。而且宗教在這裡面-宗教，語言。語言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不溝通，都會造成非常多的問題。而且這幾年漢人，大量移民到新疆，到西藏移民比較少一些。大量的移民，實際上這樣很多維吾爾族人的工作，生計，都會困難。這個是潛移默化的，而且一傳十 ，十傳百，造成這個新疆的維族的困境。這個困境他們要反抗，找不到辦法，不用說申訴了。當官的反正是要追求高度穩定的。他不問這些問題，這個怎麼能這樣呢? 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了一個警察和一個受到警察逮捕的黑人之間的糾紛，還要請他們喝啤酒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民族，佔據了那麼大的一個省的地方，那麼多城市的事情，怎麼能夠簡單採取鎮壓來解決呢。政治本來就是要花力氣的，是要為人民服務，某福利的。但是我們的官僚都沒有這個想法。所以我今天來，很簡單，我作為一個在美國，在法國，在西方生活了那麼多年的人，我已經瞭解到宗教，民族的重要性。我感到我要為藏人，為中國能夠出力。

德國之聲：您在90年代初的時候，就提出過要用聯邦制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您現在還是堅持這樣的觀點嗎?

嚴家其：聯邦制這個路實際上是非走不可。胡錦濤現在提出要兩岸簽訂和平協定。這個和平協定簽訂之後，實際上是一個聯邦制的格式。兩岸之間，人民之間沒有敵對關係，要結束敵對關係，人民之間沒有。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之間也沒有敵對關係。那這個和平協定是誰和誰互相敵對呢，要有主體，這個主體就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首先，你得承認台北政府的存在，它在管著那裡，這是一個事實。它同國際承認是兩回事。不是說美國政府要承認這個台北政府。它實際上管理著那裡，它有它的法律，中華人民國和國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權力在台灣不起作用。承認那裡有個政府在運作。所以簽訂這個和平協定的前提是，要承認一個國家有兩個政府，兩個互相不聯繫得政府。這個問題不是簡單批判兩國論，批判兩個政府就能解決的。

國際承認和政府承認是兩回事。而這些問題不去討論，不去研究，你怎麼可能簽訂和平協定呢。西藏問題也是一個簡單問題，不是一個複雜問題。而且中國的經濟還處於上升時期，在這個情況下，完完全全能把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台灣問題，也包括三反問題，中國各種困難問題，以及6.4問題妥然解決好。但是中國現在的政治構架，政治體制就僵在那裡。誰要提出來，當然一是不敢提，提出來了怕政治局常委裡別的人反對，反對之後造成自己下台。因為有前車可鑑，胡耀邦下台了，連趙紫陽都下台了。那隨便說話是不是要下台呢。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你報著一個為了整個中國的心，為了整個中國人民的心去做事，根本不會下台的。問題就是越怕下台越會下台。

採訪記者：達揚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