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不只悼念六四死難者，也感動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參與公民社會。教師在校園內扮演重要角色，向年輕一代承傳這段歷史，不少學校更會在周會講解六四，甚至舉辦全校性紀念活動。

不過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一切都不再一樣，親北京陣營在學界掀起「文革」，鼓勵學生丶家長匿名舉報老師，至今逾260名教師遭投訴，部分人不獲續約甚至被「釘牌」（取消教師資格）。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學界更是人人自危，香港教協上月調查發現四成教師有意離開教育界，當中七成人表示是因為政治壓力日增。

今年是國安法下首個六四，有教師在壓力下噤聲，也有教師冒險打擦邊球。德國之聲在六四前夕訪問五位來自不同中學丶任教不同科目的香港教師，他們都表示擔心安全，要求使用化名。

德育主任：避提敏感詞  宗教角度切入

「通識科所有六四教材已經銷毀了，上課不會講，學生問起也要點到即止，圖書館的敏感書籍也處理掉了。」通識科老師Carmen（化名）說。她受訪時也一邊在清理辦公桌上的政治敏感物品，包括敏感電影《十年》的影碟，和「好人一生平安」丶「我要真普選」標語。

政治變成禁忌，但其實在她所任教的基督教中學，多年來都非常重視六四歷史承傳。Carmen說每年六四前後的周會都會播放相關新聞片段，並有老師分享經歷，前年六四30周年在校內設置六四展覽室，借用支聯會提供的資料做展板，不少老師也展出各自收藏的六四剪報丶傳單丶刊物等。

國安法下，學校突然從自由丶公開的氣氛，變成什麼都不能講，她說同事們都很不習慣，還是希望能做點事紀念六四。「大家都知道不能講，但又不甘心不講，不能當沒事發生過，要對得起自己良心。」

Carmen任教超過10年，兼任德育及公民組組長，負責全校的德育活動。她在六四前主持該組會議，和管理層商討後一致決定六四還是要講，但改為用最溫和的宗教角度切入——取消早會，改用校內廣播的形式，由牧師帶領全校禱告紀念32年前的今天，也為受傷的靈魂祈禱，禱文內自我審查掉民主自由丶武力鎮壓丶流血等敏感詞。「我們怕有學生拍片丶錄音篤灰（舉報），廣播是最不留痕跡的方式，而且祈禱的時候學生應該也來不及拿手機錄音吧。」

他們如此害怕，是因為過去一兩年學校收到大量投訴，多名老師被匿名舉報，驚動教育局發譴責信，有學生更列印某位老師在社交平台2019年至今的帖文作出投訴，「但其實那位老師只是轉發新聞，沒有寫任何個人意見，也被這樣對待，我們看在眼內當然覺得很恐怖」。

Carmen坦言師生之間已經失去互信，自己每天上課都提心吊膽，處處防備學生，在社交平台也只會風花雪月，避提時事，「有些同事甚至刪除師生的WhatsApp群組，不能留下任何紀錄」。

在巨大政治壓力下，她學校約有10位同事將在下個學年離職甚至移民，而留下來的她，只能在保護自己的情況下盡力而為，但她直言教學空間越來越窄，香港很快會和內地看齊，「過兩年可能連『六四』這兩個字也不能提，只能說成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歷史老師：口述10分鐘  刪片刪圖免留把柄

在良知與安全之間還能否找出一線空間？這是很多香港教師的疑惑，執教鞭30年的Chris（化名）今年也在試探底線：「六四大是大非，講是一定會講，這個不用掙扎，但講多少丶怎樣講，就要想很多。」

他在一所天主教中學任教歷史科，課程內的現代中國史單元，涵蓋改革開放至千禧年代初的歷史，香港史單元包含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時期，兩者都觸及八九六四。儘管公開試不會考，「考評局一定不敢出題」，但他過去每年都會用一整節課教六四，「一來是公民教育，二來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香港，這都是一段重要歷史，學生不能不知道」。

多年來，他認真準備關於六四的教材和投影片，會播放影片，內有解放軍進城的畫面和槍聲，也會展示當時天安門集會丶鎮壓後北京街頭等的歷史圖片，以及天安門學生的絕食宣言等。

今年國安法下，六四議題要低調處理。Chris說上周剛好教到改革開放和六四，他自我審查教材，刪除影片丶圖片丶宣言，投影片只剩下文字，「很多東西用口頭講，不留任何『罪證』」。

以往會講一整堂課，今年濃縮到5至10分鐘，簡述前因後果和重要人物。他說這種妥協是另一種堅持，形容自己在打擦邊球：「最安全當然是完全不講，就算講也緊跟官方講法，解放軍沒有殺人丶只是維持首都秩序雲雲。但我堅持要講，還介紹了學運領袖如吾爾開希丶柴玲丶王丹，至少讓學生在課堂上聽過這些人，以後他們在媒體中看到這些名字，會有認知和興趣。」

事實上，他這樣做很冒險，因為本身就有「案底」。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他在社交平台帖文表達反政府立場，遭校外親中人士投訴，他因此失去部分教學職務。經此一役，他有想過離開是非之地，但仍抱著「盡做」（盡力而為）的心態繼續教書，「那條紅線不斷飄移，我會去到界線內最盡的位置」。

然而冒險終究有底線，今年初全港公務員被要求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包括官立學校教師，Chris表示一旦全港教師都要宣誓，他就會辭職。「宣誓之後，什麼都可以被說成是違反誓言。現在我還可以打擦邊球，被投訴最多是釘牌丶失去教席，但違反誓言是刑事罪行。」北京官員點名香港教育界要「正本清源」，他認為宣誓令來勢洶洶，估計一年內會發生，「到時就真的沒辦法堅持下去，enough is enough」。

中文老師：隱晦帶過也是一種象徵

對中文科老師Adrian（化名）而言，現在已到了enough is enough的地步。他月前賣樓籌備移民，近日忙於收拾行李，暑假就會舉家移民英國。

今年是他離港前最後一個六四，六四前兩天，他還在躊躇當日上課要講什麼。他一邊想一邊對記者說：「可能我會講：今天是5月35日，中國什麼都沒有發生。又或者：黑白可以被顛倒，但流出來的血要記住。」當了老師20年，他第一次要為六四設計隱晦的台詞。

六四那年他讀高小，耳聞目睹當時的情況，當老師後自覺有責任傳承這段歷史，每年六四都會花半節至一節課談八九民運，播放紀錄片和分享個人感受。他說這並非中文科課程的一部分，「但有些東西比課程更加重要，做人要明辨是非，黑白分明，如果六四沒有人講就不再是歷史」。

今年白色恐怖下不宜再講，Adrian原打算暗喻兩句輕輕帶過就算，但思前想後，他擔心下一代會淡忘歷史，還是決定在高中的課堂上花10分鐘教六四，介紹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並分享兩首劉曉波的新詩《給十七歲》和《站在時間的詛咒中》。他直言這個決定要鼓起勇氣，但無愧於心，「好像一個儀式丶一種精神丶一個表態，表示我仍有良知丶沒有遺忘歷史，這也是一種教育。」

國安法是教師頭上一把刀，他感到憤怒和無力，但仍相信人民的信念可以承傳。「政權可以剝奪外在丶儀式上的東西，但蠟燭仍在心中，你不能奪走我們的記憶。現在老師的身份有限制，但我也是一位父親丶別人的朋友，可以用其他身份去講。」他認為六四歷史的承傳會趨向個人化丶家庭化，甚至海外化。他頓一頓道：「只要我還活著，每一年六四我也會悼念，會跟子女講。明年六四，我會和家人在英國點蠟燭。」

通識老師：戰勝心魔  上課照講

香港教育界風雨飄搖，通識科老師Liz（化名）仍選擇留下，是因為校情。

她在一所歷史悠久的傳統名校任教了10年，她說所屬的學校校風自由開放丶百無禁忌，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收過一些投訴，但相比其他學校算很少，管理層仍給予前線教師很大空間。她坦言自己身在福中：「我學校是極少數丶是異類。」

該校校史室收藏了1989年的剪報，當年六四全校老師登報譴責北京屠城。每年六四前後的周會，曾參與登報的資深老師會上台分享經歷，並鼓勵學生認識歷史。今年國安法下，六四周會不再進行，但除此以外，學校並沒有限制教師的授課內容，維持較大自由度。

但國安法製造的恐懼無遠弗屆，Liz說校方沒有施壓，但自己有心魔：「講什麼都可被視作煽動，老師會因為一張工作紙被釘牌（取消教師資格）。我也會怕被學生篤灰（舉報），怕收到投訴會連累上司和同事。」近月建制派議員甚至倡議在課室安裝閉路電視監察教師授課，她苦笑道：「其實何需裝cam？我們已經在自我審查了。」

通識科課程的政治參與單元和現代中國單元，均可觸及六四議題。Liz往年會播放六四影片，並刺激學生批判思考，例如經濟起飛但政制倒退是否可行的模式丶如何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等。她強調，身為通識科老師「不是要強迫學生去紀念，而是一起討論歷史，訓練思辨能力」。

恐懼之下，她經過連番掙扎還是決定上課照講，但不會播放影片，會根據不同班級的互信程度來拿捏尺度，例如中五的學生則思想較為成熟丶師生關係更密切，才可放心討論，「既然某些班別還有空間聊，就要很珍惜，這不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做法有一定風險，但她認為若不開展六四話題，就等於「認輸」。「這不是承傳的問題，而是作為一個老師，我有責任捍衛學術自由，捍衛學生在課堂上自由發問和討論的空間。如果六四這件事擺在面前都不可以討論，我應該執包袱，不要再做老師了。」

通識主任：全面噤聲  用別國例子傳遞價值

同樣任教通識科，但擁有20年教學經驗的David（化名）則表明不會冒險，今年在課堂上絕口不提六四，因為風險太難預測。他說：「國安法很不透明，破壞法治，這幾天傳媒不斷追問高官究竟穿黑衣丶喊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法，他們不是迴避作答就是模棱兩可！根本沒有人知道在幹嘛丶尺度在哪。」

另一方面，制度對於教師的保障越來越小，教育局早前更新投訴機制，規定學校接到投訴要立即上報政府，並要在一個月內處理。「以前校方會先在內部處理，再決定是否上報，現在這一層保障沒有了，而且投訴人可以匿名，投訴成本極低，可以不負責任地舉報，根本是文革。」

他的學校往年會舉辦六四周會，甚至邀請劇團到學校表演六四舞台劇，今年校方提早考試，六四當天是考試日，巧妙地避開一切敏感活動。

至於在課室內，他向來會用一節課講六四，初中班別著重教授基本史實，高中則會藉六四探討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普世價值丶人權和法治等概念。「去年疫情用Zoom教學，我還毫無戒心大談六四，沒去想鏡頭後面可能有人錄影擧報我，今年就完全兩個世界了。」

David直言今年連擦邊球都不會打，因為效果不大，「我把球打出去，也要學生接得住才有用，如果他們本身對六四缺乏基本知識，就算我用諷喻去講，他們都未必明白」。他說極其量，是早上點名的時候輕輕帶過，「我開玩笑說，六月四號生日的人今年很可憐啊，不能點蠟燭。把六四變成茶餘飯後的話題，而不是正式課堂的一部分」。

大眾煞有介事探討六四能不能講，但他表示這已不是重點。「那種失望和無奈，是官方對教育界的不信任丶徹底文革化，挑起師生之間的對立，同時又濫捕學生。在這個不斷變差的大環境之下，六四隻是其中很小的一環，相對之下變得無關痛癢。」

那在香港教書還有意義嗎？David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他說近年的學生本土意識強，沒有上一輩「大中華膠」的家國情懷丶六四情意結，反而視野全球化，會關心韓國丶白俄羅斯丶緬甸等地的民主運動。「既然學生立足於世界公民的身份，現在六四不能講，那不如講布拉格之春丶韓國民主化進程，裡面一樣有民主運動丶人權丶政權武力鎮壓學生的元素，一樣可以探討普世價值。」

他認為，當學生認識其他國家的民運歷史，會更有動機瞭解六四。「六四是世界民主思潮的一個例子，聰明的學生自然會去找資料看，這樣我們能避免國安法風險，但同樣有教育意義。」

© 2021年 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