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如今的中國，不僅僅因為對新冠病毒的擔憂和對"清零政策"的固執對全世界緊關國門。在學術研究上，也越來越多的走起了"內循環"的道路。曾在中國任教數年的德國學者Alicia Hennig不久前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描述了她在中國高校的經歷、在華外國學者的困境，以及德國學術界在面對中國時的自我麻痺與自我審查，指出"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對話是錯誤的"。

作為中國學術"內循環"的例子，Alicia Hennig列舉的事實包括受到中國海關的阻撓，無法從海外訂閱必要的教科書。有些大學不允許她的中國同事給外國學生授課。包括中國大學在所有教室都安裝攝影頭的要求，都是她不想繼續在中國從事商業道德教學工作的原因。

"高高在上"不再是正解

但是，代表德國官方在中國展開促進學術交流工作的機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卻做出另一種判斷，表示中國仍是一個重要的夥伴。該中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施露絲（Ruth Schimanowski）在接受德國專注中國問題的媒體平台"China Table"採訪時表示："要想促成轉變只有通過對話，而不是轉身離開中國。"施露絲指出，德國已經無法"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在中國達到任何目的了"。

對於在教授商業道德課程中，需要涉及人權話題的Alicia Hennig來說，她擔心的不是德國學者在中國以高高在上的形象自居，而是由於各種對學術交流的限制，無法在課堂上進行真正的討論。她體會到，在中國從事學術交流，為了通過極其嚴格的審查，必須要保證在意識形態上完全不越線。在中國進行針對人文學科的國際討論，也變得非常困難。自從習近平宣佈高校是黨的喉舌開始，高校必須遵守中共的方針路線，外國學者面臨的壓力也愈發增加。中國大學設立的黨支部。讓Alicia Hennig感覺更多的是對意識形態的監督和審查，對人們所言所行的監督和審查。

對此，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的施露絲指出，大學和科研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與德國絕然不同。在中國，科研的目的不是為了科研本身，而是為了服務社會，並最終服務中國共產黨。在很多領域這沒有問題，比如在研發電動汽車電池方面。但在某些領域，中方的做法不符合德國對學術自由的理解。因為中方的做法是讓愛國主義以及黨的意識形態延伸到學術研究的細微末節，並得以貫徹。

外國學者的"瘋人自由"

如果德國學者不願意在這樣的意識形態環境下工作，他們該怎麼辦呢？施露絲的回答非常明確："那他們就必須去別的地方工作。"因為在中國，"意識形態不會在科學研究的門口止步不前"。但施露絲同時也認為："我們不應該忘記，在中國大學工作的外國學者能夠享受比他們中國同事更多的自由。他們所受到的監控標準也不同，甚至能夠享受一種'瘋人自由'（德語：Narrenfreiheit，即普通人享受不到的自由）。在自由空間不斷萎縮的今天，這種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活躍氣氛的作用。"

僅僅是起到"活躍氣氛"的作用，對於像Alicia Hennig這樣的學者來說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本身奉行的封鎖政策。她指出：在很多領域，中共如今都對海外關上了門。"原則上，我確實認為對話很重要，但我認為在談論對話時也必須開誠布公地談到對話中的限制，以及如何處理這些限制……我認為，不惜一切代價的對話是錯誤的做法。"

仍然相信應該和中國展開對話的施露絲認為，如果德國相信法制國家、科研自由和公民社會的價值，就應該以自信的態度就此展開討論。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的是："我們不再能強迫中國做任何事情了，但是我們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論據，讓中國有動力自己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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