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很多外國記者進入中國，進行採訪報導，但是由於中國的各種法律規定紛繁複雜，記者們在處理一些敏感議題時往往面臨一些困難，比如採訪某些訪問對像是否會給對方帶來麻煩，某些報導題目是否會觸犯中國的相關法律等等。1997年就開始在澳門地區從事律師工作的托馬斯於是和他的夥伴、北京維權律師李柏光一起設立了一個法律援助電話熱線，專門處理這些方面的問題，不過他們關注的對象還不僅僅是各國記者。

托馬斯：說："起初，一年以前，當我們第一次討論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時，我們想到可能會有一些人，他們希望在奧運會期間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還有記者希望瞭解中國法律，以瞭解自己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對奧運會進行報導。我和李柏光博士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決定對他們進行幫助。"

托馬斯先生表示，自從電話熱線開通之後已經收到了十六個求援電話，其中大部分來自澳洲、非洲和中東等地區的外國媒體工作者。問題主要集中在，如果記者們進入某些區域，或者觸及某些議題是否會帶來法律方面的麻煩或者障礙。如果出現警方介入，甚至遭到拘捕的話，怎樣才能獲得幫助。托馬斯表示，到目前為止，他們接觸到的記者中還沒有人遇到這樣嚴重的情況。其實，除了在奧運會期間的法律援助電話熱線之外，托馬斯和李柏光在平時也經常扮演"維權律師"的角色，不過由於托馬斯只擁有澳門律師執照，因此他的正式頭銜是"法律顧問"，而其實他在澳門的主營業務也並非維權援助，而是投資移民。作為投資移民專家，托馬斯接觸的更多是家產殷富的上層社會人物，而作為維權律師，他的幫助對象則更多來自社會底層。在這樣的雙重角色中，托馬斯是怎樣尋求平衡的呢？

他說："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所扮演的角色類似於西方傳奇故事中的俠盜羅賓漢。我們幫助有錢的中國投資者移民到加拿大，澳洲或者其他國家。然後用賺來的錢去做一些公益性質的案件。因為有些維權案件的當事人沒有能力負擔律師費用。我們最近就接手了一個廣東惠州地區的案子，當地一些民眾因為工廠工作條件惡劣而得了重病，有些人都快死了。我們無法向這些人要求報酬。我們在移民和維權中獲得平衡，這讓我感到非常自豪。"

托馬斯和李柏光合作進行維權事業已經有九個月的時間，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受到官方機構的限制。托馬斯認為，有關機構肯定已經對此留意，但是目前的中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只要堅持遵循中國的法律框架，在這個空間內進行符合理性邏輯的辯護工作，那麼就不會惹上大的麻煩，有時候甚至還能贏得一些案件的勝訴。 但是，在被作為頭號政治任務的北京奧運會期間，官方採取嚴厲措施制止任何形式的維權和抗議活動。最近有關示威者在北京遭到逮捕的消息也時不時會出現在西方媒體上，托馬斯表示，他對中國政府全力確保奧運成功的心情表示理解，但是"中央政府有些過度緊張，他們其實可以更加放鬆一些，可以允許一些抗議示威，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社會和民主發展的正常組成部分，他們必須理解這一點。但與此同時，我也必須強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積極性的變化，而且是根本性的變化，這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