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魯爾區的凱澤斯圖爾焦化廠投資13億馬克（6.5億歐元）購買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焦化設備，這套設備包括一個備煤車間，擁有兩個配煤床，兩座焦爐群組，兩套焦爐和兩套熄焦裝置，一套具有發電能力的干熄焦設備，一套濕熄焦裝置作備用，並擁有兩個容積將近80立方米的大容積焦爐。全套設備由戴德(Dider)工程學院，克魯伯－考伯斯(Krupp-Koppers)和斯蒂爾奧托(Still-Otto)三家聯合設計和建造，堪稱焦化設備的極品之作。2000年底，德國石煤公司因市場對焦炭需求不足而關閉了位於多特蒙德的凱澤斯圖爾焦化廠。

2003年初，中國兗礦集團以購買技術的方式完成了對焦化廠的收購，中國人買的只是技術，至於原價6.5億歐元的設備是以賣廢品的價格賣給中方的：每噸15歐元。中國機械工業建築總公司（簡稱中機建設）的400多工人將該廠拆解，裝在萬噸貨輪上運回中國，「Losers and Winners」就是記錄的這些中國工人在德國發生的故事。

女導演弗蘭克在談到自己為何拍攝這部影片時表示：「我來自多特蒙德，那裡也是我成長的地方，我是伴隨著煉鐵爐和煉焦爐的陰影長大的，所以和呂肯一樣都很關注魯爾區的發展。中國人來德國將設備往中國帶已經不是新鮮事了，80年代中葉就有。不過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煉焦廠幹了八年就破產，敦促我們去見證這一事件。而在拍攝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文化衝突讓人深思。」

影片一開始展示了全景畫面：高聳的井架，煉焦爐，德國工人完成了最後一天的工作，開始默默的走下來；中國工人來了，做著前期的準備工作，在牆上刷著諸如「二號焦爐」，「有電危險」的方塊字，他們很驕傲地介紹自己公司的名字「中機建設」：「我們之前就來過，拆的卡塞爾的AEG，總有一天「中機建設」這個名字會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

整個影片在失落的德國工人和意氣風發的中國工人之間交錯切換，德國工人面對著眼前的這一切顯得非常無奈。相比之下，來自遙遠東方的中國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國導演的目光，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讓德國導演感到震撼：他們8個人睡一個房間，吃著「大鍋飯」，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將每天能剩下的一點錢留給家裡，希望的不過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個白領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這麼沒出息」；工人給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電話，只希望能聽到孩子叫一聲「爸爸」；這些工人每個月掙的薪水只能折算成400歐元，干的卻是德國工人4000歐元也不願做的工作；每4周，中國工人就要選出7個最勤奮的工人作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紅花照相上光榮榜，但是永遠只有這種獎勵……

弗蘭克和呂肯在一年半的時間內與中國工人們朝夕相處，懷疑和羞怯逐漸消退，他們慢慢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在經過了開始階段的艱難之後，後期的製作非常順利，而工人們的話也是發自肺腑。在接受採訪時，弗蘭克表示，其實還有很多鏡頭沒有進入畫面，比如中國工人的工作熱情引起了德國勞工部門的不滿，派人過來交涉，結果中國方面最終妥協，讓工人在周日休息，不過即便如此，為了進度，還是有相當多的中國工人在偷偷加班。

相比於工人的清貧，負責這個項目的兗礦黨委書記莫立崎（音）卻是期望能早早地開上「大奔」。對於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議，這名負責人認為：「德國人就是不敢承擔責任，稍微出點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話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哪有兗鋼的今天？我們在地下800米礦井工作的工人，頭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響，那能沒有一點危險嗎？要是按照德國人的做法，那就別幹了。」

這名貌似嚴肅的黨委書記講話充滿了幽默，面對鏡頭的直白講述，經常引發滿場德國觀眾的大笑：「我們來到德國，覺得很多東西需要學習，首先是德國人好綠化，為了愛護植被甚至繞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還很愛護小動物……如果中國工地上有這麼多野鴿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還能來德國，我希望能將德國空中巴士的生產基地都搬到中國去。」不過領導講話也有讓德國人深思的時候：「我覺得，德國雖然現在比中國好，但是如果不知道變動，遲早要被中國超過。」

那麼究竟誰是勝利者，誰是是失敗者呢？導演呂肯並沒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這必須由觀眾自己決定。站在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德國和中國工人都是失敗者：中國工人拚命的工作，卻看不到一點美好的前途；德國工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關閉了祖輩相傳的礦井，心靈的苦悶難以表述。受益的當然是他們的僱主，成為了更高層面的康采恩，至於更多的內涵，需要觀眾自己去體會。」

影片的最後一幕只是一行字：2006年，兗鋼從德國引進的兩座7.63米高爐，第一次投料產出50噸冶金焦炭，標誌著中國成功地吸收了德國技術，中國的煉焦技術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