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是顧長衛第一次作為導演講故事。這是一個青年人成長的故事，一個家庭的故事，一個在物質和精神生活都貧乏的年代中青春的沖動與碰壁，個人發展機會的渺茫，一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就有多少種翻版的中國故事。看之前，聽說這部影片的畫面很美，心裡不免擔心裡面會不會又出現張藝謀或陳凱歌的影子，然後這中擔心是多餘的。顧長衛在放映後進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為拍攝這部電影，戒了三年的電影，就是為了擺脫他以前作為攝影師在電影思維上他人留下的痕跡。

沒有慣常的政治符號

在一個講述政治深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的年代的故事裡，影片中卻幾乎沒有陳凱歌電影中慣用的政治符號。對於沒有中國生活經驗的外國觀眾來說，他們也許會以為故事是今天的中國的故事。對於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國人，特別是對於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影片中的熏的發黑的燒水壺，被雨水淋打的煤餅，那草綠色軍帽上的紅五星和軍裝上的紅肩章，都會在眼前劃過的同時有一根心弦被狠狠地彈撥了一把。

當離家出走的弟弟三年後帶著一個有著別人的孩子的歌女回家時，全家人正在痴呆呆地看著馬背上的真由美對著身後的杜丘熱情奔放地喊「因為我愛你！」。電影院裡的德國觀眾會知道這是一對日本人嗎？能知道那「啦－啦－啦」的配唱音樂會讓中國人體會到一種集體歷史無意識中的荒誕成分嗎？這一對於中國人來說具有震撼力度的鏡頭能會被柏林電影節的評委們所領會嗎？顧長衛說：「我拍這部電影時沒有去考慮西方觀眾的態度，也沒有去想柏林電影節；我這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創作，讓自己能享受這一過程，這是最重要的。」

與第五代導演們唱出不同調

顧長衛自己導演的第一部電影將鏡頭指向城市小人物的生存狀態，顯示出與他所屬的第五代電影人的不同關懷。他說，他本人就是成長在那樣的社會層次和環境中；就像電影中的人物那樣，絕大部分人不能成為英雄，不能成為偉人，不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他們有的對人生抱有理想主義的態度，如女主人公姊姊，有的抱有現實主義的態度，如片中的哥哥，有的抱有消極出世的態度，如那個弟弟。「我的這個電影就是對那些普普通通的和默默無聞的人表達我的敬意。」

影片編劇李檣也說，這部電影雖然不是講他自己的故事，但是那是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也是在他很多經歷過的人的共同的故事上創作出來的。女主角張靜初在前一天接受德國之聲採訪者時說，她雖然是八十年代初生人，但是她的親戚朋友和家人中有很多人都是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她從小就從他們那裡直接瞭解到那個時代的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在角色體驗上沒有什麼隔閡感。

有外國記者對影片中一家人的簡約的溝通方式和很少的對話感到奇怪。顧長衛說，「那個時代人們的話就是很少，我覺得影片中的對白份量是恰如其分的。七十年代是一個物質貧乏的年代，但並不缺少溫暖。當時人們見面最常見的打招呼方式就是問『吃了嗎』，這看似冷淡的問候方式的背後，表達的是對最基本的生存問題的關心。」 從七十年代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顧長衛回答說，「從本質上講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物質環境和技術層面的東西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不能否認的是人有了越來越多的個人空間和自由度，文明帶給了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

女主角張靜初在談對姊姊這個角色的把握時說，她沒有把姊姊當成一個悲劇人物來演，她認為姊姊是個理想主義者，並且很勇敢，是個有力量的人物。「能敢於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是幸福的」，她說。

「看到不說是一種罪過」

重慶人李一凡獨立拍攝的紀錄片「淹沒」用兩個半小時的以紀實的鏡頭記錄下了三峽庫區的一個村鎮的搬遷過程，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群體生存空間被無情毀滅的過程。

當前，全世界都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津津樂道，都在豔羨中國的發展效率和爆發出的能量。這部紀錄片以不加任何修飾與評論的鏡頭如實讓人看到了中國式效率的另外一種演繹版本。對於政府來說，庫區移民與拆遷只是幾個給定的日期和指令，是一個不容任何抗拒與質疑的政府意志；對於那些平民百姓來說，移民就是拔掉幾十萬生存的根基，就是將小草連根拔起。當我們向全世界直播三峽大壩合閘的壯觀景象時，誰會去想過一對弱不禁風的七十多歲的老人是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將一個家挪到另一個地方？對於官方來說，庫區居民只有統計學的意義，可你能想像在中國搬家是一個怎麼樣的過程嗎？

什麼叫作草民？看過這部電影，你會得到一個最形象的解釋。草民就是沒有姓名，沒有權利，任人宰割，人格被踐踏，聲音被忽視。

電影放映結束後，導演李一凡向觀眾致謝時說：「這個電影很長，你們看得很辛苦。我們只能將電影拍得很長，因為我們確實有很多東西要呈現給觀眾。看到不說，就是一種罪過。」

當我們都習慣於看到不說，終於有一天我們會連看都看不到。幸虧有李一凡這樣的中國人，他為健忘的盲目的中國留下了一點記錄。滄海桑田，其實不需要幾千年的時間，而是用定向爆破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實現。

「淹沒」獲本屆柏林電影節沃爾夫岡.施坦德獎。

（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