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就在2016年9月杭州舉行的G20峰會，站在那塊北京地毯廠180名工人用五個月時間織成的2000平米地毯上，習近平背著雙手，微仰頭顱，等待各國元首次第以進。與其說這是媒體有意渲染的如"四方來朝"的盛世景觀，不如說，習之所以不惜耗費巨資籌備這次會議，也許正是為了精心製造他堪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對談的強人形象，為他過去四年的執政做一個自我加冕。

過去四年，相當於美國總統整整一屆任期，習通過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多項領導小組的方式，逐漸架空了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制，加強了個人集權。但是，如果說在今年之前外界對他和中國政局的未來仍然看不清楚、並對中國未來是否會重演文革、或者毛主義復辟保持懷疑的話，那麼2016年的發展逐漸讓這一切變得清晰起來了。只是，相對於美國選舉年的熱鬧和戲劇性，中國的政情即使呈現殊途同歸的強人政治發展，也要緩慢得多，也更具有欺騙性。

終結"南北院之爭"

以今年9月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為標誌，習推出了《新時期黨內生活作風新準則》，提出了"習核心"。挪威學者斯坦.林根(Stein Ringen)，他在今年出版了一本書《完美獨裁者》，準確勾勒了習近平的政治畫像，將這次大會的成果形容為："邁向一人治國，即使他推出對社會不利的政策，也無人能夠阻止"，如六中全會提出的綱領性口號所喻示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核心"。《新準則》中，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的原則並不及於最高的中央委員會層級。中國的黨國體制正在朝著一人領導政黨的個人威權體制方向狂奔，在實務層面，也終於大體上終結了過去幾年沸沸揚揚的所謂中南海的"南北院之爭"。

例如，不久之前，四名政治局常委站台，習做了加強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講話，號召高校重回"又紅又專"的蔣南翔道路，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當作又一個意識形態陣地來對待。如此，不僅延續了從"九號文件"以來規定的"七不講"的意識形態禁令，而且，從反自由主義的層面間接否定了李克強總理鼓勵高校和高校畢業生的網路创新計劃，甚至危及未來中國的科技發展。也就是在今年的科技大會上，一些資深科學家們終於忍耐不住，向中央陳情，要求適當放鬆網路管制。

類似的，六中全會後出台了"監察委員會"，並開始在山西、浙江和北京試點。這一改革有著"一箭多雕"的效果，既為紀委的四年反腐運動設計了一個權力制度化方案，算是論功行賞，又為習－中辦和他的個人權力機構開闢了一條"頂層設計"導向的憲政改革道路。而類似的政改和政策方案出台，儘管有著一些事先的風聲，但總體上都出自一個非正式小圈子，拋開了中共原先的決策協商體制和國務院的官僚體系。儘管一些學界才俊的建議常常能夠原封不動地進入這一渠道，並形成政策，乍看吸納性強、效率高，但是卻非常類似清廷的軍機處，為皇權服務的私人色彩頗強。如此"頂層設計"的決策模式，幾乎堪與媲美川普當下正在進行的組閣，一個拋開官僚和政黨建制的私人帝國的崛起。

習近平的"新毛主義"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外界很容易把習與毛相提並論，認為習的個人集權代表著新毛主義。畢竟，從2015年底就有"習近平思想"的提法見諸報章，黨媒、軍媒和一些積極效忠的地方官員如李鴻忠，都在今年一年、六中全會前後紛紛表達了對習的個人崇拜，但是對他的政治企圖做出這樣的判斷還是簡單化了，就好像輕易地認為文革將在中國重演。其實，從監察委員會的設計可見一斑，這一改革將黨的紀律部門轉為向人大負責而與國務院、法院和檢察署平行的機構，顯然是黨國的國家主義化，黨機器更大程度地嵌入國家機器中，進而需要修憲認可。一方面，有利於黨權的實際擴張，節制行政官僚，另方面也利於暗度陳倉，利用修憲為個人集權的合法化鋪路，即將各領導小組轉為法定機構，並方便將個人和親信的延任、超齡等一並塞入修憲條款。今年的幾次媒體放風，以及2012年以來對每年憲法日的空前強調，都可見其端倪。

換言之，習的新毛主義更像是新傳統主義和毛主義的混合，前者在中共黨內以劉少奇的儒家共產主義為代表，兼具官僚階級的實用主義和精英主義，後者以毛氏的不斷革命和群眾路線為內核而激進、擴張。習在過去四年，一方面尊孔復儒，如中紀委的網站在宣傳反腐案例的同時幾乎每天都在強調傳統文化，強調"家規"、"家訓"；另一方面，小規模的內部運動此起彼伏，以小型政治運動和政黨改造的方式進行著毛主義的"不斷革命"。例如，在2016年，中國行政官僚系統內部最為抓狂的事情，已經不是反腐，也不是年初至今的黨員重新登記和繳足黨費的折騰。大概所有人都看清了，政治站隊還是其次，隨著"周薄令徐"集團的覆滅，普通幹部只要不太過分，積極配合，基本不用太擔心了。倒是自上而下的全國性"扶貧、脫貧"運動讓他們不勝其煩，幾乎整個官僚幹部體系和資源都被動員起來了，全力解決各地的貧困問題。

"脫貧運動"的政治算計

這是習針對反腐運動後官僚體系普遍怠工的一次針對性運動，有意在"扶貧、脫貧"的運動框架下把官僚們調動起來、忙碌起來。不僅各部委都被分派了扶貧指標，連中紀委也自己負責對口貧困縣的脫貧，並且全力介入扶貧運動的監察當中，紀委督政的意味十分強烈，很有文革時期"三支兩軍"的遺傳。結果，各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存在貧困縣的地區人仰馬翻，他們以前為了保住貧困縣資格、獲得財政轉移支付費盡心思，今年卻要努力證明如何脫貧以顯政績。9月，甘肅貧困戶楊改蘭殺死四個子女然後自殺的慘案就發生在這個"脫貧"運動的背景下。

而如此轟轟烈烈的扶貧運動，其政治指向自然不可能是為了響應聯合國的脫貧指針。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確認了習的政策著力點，以"小康社會"為目標，建立所謂"新方位"，把2013年以來的"新常態"、供給側的提法進一步政治化了，明確了習中央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插手國務院系統的經濟政策，即重新確立中南海南、北院職權和地位的"新方位"。而且，如3月的股市干預、9月底的房市干預等，這些出自最高層面的經濟干預，事後都以長期性目標為解釋。那麼這些長期性目標是什麼呢？比如，這次"經濟工作會議"所再次強調"L型"曲線，或者所謂"新常態、新坐標和新方位"到底意味著什麼？

也許同樣可以回到"南北院之爭"的矛盾上來。以圍繞網約車的新規為例，外界通常忽視了各地收緊網約車政策是在交通部部長李小鵬履新之後。他在山西省長任內，不僅沒有粘靠當地煤炭業和地方官僚的利益共同體，也遠離所謂令計劃主導的"西山會"，而且積極推行習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山西一地實踐所謂L型下降，不顧山西煤價下跌的蕭條，推廣電動汽車發展，尤其是和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的結合，其力度可能是各省最大的，從而為其鋪平交通部長職務。相信，這一產業－政治交易也意味著習對李鵬－電力系的交待。這或是中國能源業乃至總體產業調整背後的政經動力。

個人化的黨國體制

而當萬科－寶能衝突愈演愈烈，在2016年歲末經由保監會主席說出防範"野蠻人"的話後，外界更有理由相信，習在執政之初對國企的殷切期望不是虛應，他的供給側政策背後的"新常態"也是一個優先保證紅色資本利益的產業結構調整，官僚資本和民營資本都須在這個前提下讓步，實行一種管控的市場經濟或混合經濟，也就是一個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統制經濟學(controlled economics)的復甦，而迥異於人們簡單地為他的供給側所貼的"供給經濟學"標籤。這種對管控的強調，與林根所總結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如出一轍，完美匹配。而且，重要的是，統制經濟最終所服從的是一個紅色貴族和裙帶集團，這是獨裁統治所需，而又與此前的（政治局）常委－寡頭制相衝突。這或許就是習氏"新方位"的政治經濟學。

然後，我們或可理解，在習近平上台伊始所言"無一人是男兒"的執政危機作為授權藉口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目標之間，他在未來所致力實現的，或稱改革的，將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一黨統治的、民族主義政黨和國家體制。和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等退守國家主權的趨勢表面相同卻存在重大歷史差異的，中國正在深謀遠慮地放棄共產主義、改為追求德、日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的後發民族國家道路。如此，才能理解過去一年習如何強調法制威權，同時審理令、周集團案和"709"人權律師案，兩案都被上升到政權安全高度，有著密切的國際互動；另一方面，習的中央政權在香港的粗暴"釋法"，對台灣蔡英文政權全力打壓，為鞏固南海霸權對菲律賓的國際仲裁案採取強硬姿態、先打後拉，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後採取壓迫性外交，等等。

剩下的問題，比如明年的"十九大"、或者之後的五年甚至十五年的執政，這一條民族主義路線如何繼續，端賴他如何繼續加強內部控制、並與普丁、川普等國際保守力量的合作或衝突，也就是一個"完美的獨裁者"的誕生。讓我們拭目以待。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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