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新蘇黎世報》以「官員與婆羅門」為題，發表一篇文章，從社會傳統角度出發分析兩國的區別：

「我們新近在〈金融時報〉上讀到有關中國精英主義討論的有趣的讀者來函。引發討論的是一篇文章，該文指出，中國的現行制度深植於官員傳統。在皇朝時代，根據精英主義標準選拔官員，並由他們佔居行政機構的高位。而在這方面，常常不是個人業績而是關係決定了當事人是否得到選拔、得到晉升。不能否認，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擁有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

「如果關注印度國內有關現代化計劃和改善建議的討論，我們總是會為所提出觀點的智識高水準留下深刻印象。計劃人用書面方式細心列出所有問題，同時提供必需的解決方案。然而，在實際貫徹方面常常卡殼。人們提出美妙的項目，展開討論，提出疑問，表示質疑，隨後便束之高閣。印度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不無道理地稱之為『沉湎於討論的印度』」。

作者認為，究其原因，種姓制度是導致計劃貫徹不力的根本原因：

「按理，婆羅門是僧侶種姓，但是，從本質上看，所有腦力勞動者都或多或少帶一些婆羅門氣質，而誰要是一個好的婆羅門，誰就會注意不在骯髒和複雜的現實中把自己的手弄髒。只要有居高臨下的教師爺態度和『出色的設計』足以，落實之事就交給較低級的種姓了。這樣，一代接著一代，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們許諾出現蔚藍的天空，而在做了宣佈後，偉大的項目便立即消失在了抽屜裡。」

馬悅然是否合格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的決定在中國國內外均引起爭議。包括《法蘭克福匯報》在內的一些德語報刊也曾陸續刊登文章或報導，對莫言是否有資格獲獎提出質疑，原因是，他們認為，評委、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心存偏私。11月26日一期的《法蘭克福匯報》刊登一封讀者來函，對質疑提出再質疑：

「從1985年起，馬悅然成為瑞典文學院一員，並因而在作出諾貝爾獎授獎決定方面扮演角色。此前，從未有人對他的評審資格發出過疑問。而這一次他竟就有操縱和自私自利之嫌？一個學識淵博的人難道就不能把擁有西方尚基本陌生的數千年文學傳統的中國置入關注的焦點？莫言獲獎實至名歸。對他獲獎的批評源自西方的一種典型的傲慢和假正經，根據這一態度，只有堅定的異議人士才可能是一個出色的作家。然而，文學的品質難以如此簡單地加以判斷。對馬悅然的批評讓我想起中國的一句成語：蚍蜉撼樹。」

摘編：凝煉
責編：李魚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