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天安門廣場：學運已被鎮壓，一男子隻身站在前行的坦克車前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 Photo/picture alliance（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是「六四」36周年，海外很多團體以各種方式進行了紀念。在關於六四是否改變了中國這一點上，一些人的認識是隨著時間尤其是時代背景的變化而有所調整。特別是川普的上台，他領導的美國政府對民主和人權的漠視，以及美國近年來在對外政策上總體表現出的對美國利益的追求，損害了美式民主對世界的吸引力，更因美中對抗的激烈讓許多中國人對「六四」精神追求的自由民主的價值加重了懷疑。
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中，很多人對六四是不屑一顧的，認為如果讓當年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那幫學生得勝，把中國交到其手上，今天的中國就會像一隻待宰的羔羊乖乖讓美國宰殺，他們支持中國政府對學生的鎮壓，認為這一鎮壓確保了中國未來三、四十年的發展，才會有今天這樣的大國崛起。此種看法因美國對中國打壓的加劇而在民間輿論場似乎獲得了不少人的認同。
與此相對立的一種看法認為，當年學生對中共的廣場抗爭是民主對專制的鬥爭，鎮壓顯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醜陋和殘暴，是它永不能抹掉的歷史污點和罪責。
六四之後，中共接受教訓，以所謂低人權優勢，借助全球化，讓它的經濟得到發展，但代價是，對內繼續壓榨人民，剝奪人民的自由，只是養肥了政權內的少數特權階層，導致國家畸形發展；對外把中國這套發展模式推向世界，並用中國取代美國，號令天下。中共的反對者中許多人持此看法，認為如果讓中共得勢，人類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秩序將不復存在，野蠻將戰勝文明，重回黑暗。這會是人類歷史的災難，因此，西方應該合力對付中國，剿滅中共。這種看法在美中對抗下也得到加強。
這張照片傳遍世界，這位在長安街隻身阻擋坦克車隊的男子成為了和平抗議、民間力量和勇氣的一個象徵。在過去的數十年裡，很多藝術家向他致敬。
圖片來源： gemeinfrei圖片拍攝於1989年6月5日中午，天安門廣場不久前剛被武力清場。當坦克車隊再度駛過已經空曠下來的長安街時，這名男子站在了坦克前，兩手各提著一個塑膠袋。不少攝影師捕捉下這一刻。而流傳最廣的這張照片出自美聯社攝影師傑夫‧懷登（Jeff Widener）之手。
著名街頭藝術家班克斯（Banksy，也譯作「班克西」）也曾聚焦「坦克人」。英國班克斯博物館展出了這副作品，圖中一名男子站在坦克車隊前，手舉「Golf Sale」的牌子。至於這個「Golf Sale」是指促銷高爾夫，還是有別的含義，恐怕只有藝術家本人知道。
這是2019年的台北自由廣場，「坦克人」現身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這是台灣曾經最熱烈的隔海響應六四的地方。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台灣的一名藝術家以巨型充氣坦克重現了「坦克人」事件。
這個作品來自香港藝術家、策展人茜利妹（Missy Hyper），2024年六四35周年之際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展出。作為在台港人，茜利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要通過這副《坦克人2024》捍衛回憶。
這是西班牙藝術家費爾南多‧桑切斯‧卡斯蒂略（Fernando Sanchez Castillo）的作品，2021年7月在正式對外開放的柏林洪堡論壇展出，這裡原是柏林王宮所在地。這副雕塑的名字是《中國製造（坦克人）》。
這是2019年6月4日的華盛頓。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異議人士、「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共同為坦克人雕塑揭幕。佩洛西當時表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為自由而高呼的人」。早在1991年，佩洛西就曾造訪天安門廣場，與另外兩名國會議員一起拉起橫幅，上面寫著「獻給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之烈士」，此舉導致他們短暫被拘留，並被驅逐出境。
這是藝術家、漫畫家巴丟草手臂上的「坦克人」紋身。這位異見藝術家進行過不少與「坦克人」相關的藝術創作，也參與了「坦克人」相關紀錄片的製作。在2019年接受DW採訪時，巴丟草表示， 「我認為天安門學運的精神跟宗旨值得被我們這一代以新的方式表達出來」。
因為這張圖片，「大黃鴨」在中國網路上一度成為敏感詞。這張合成圖片曾短暫地出現在新浪微博上，明眼人都清楚，四隻大黃鴨取代的是坦克車隊。而這只是網上眾多基於「坦克人」的memes（網路梗）之一。
第三種觀點：改革只是打了一個盹
上述兩種觀點對六四意義的評價截然相反。在這兩種看法之間，近年來也隱約出現了另一種看法，即認為六四對中國的意義和價值被誇大了，並不像一些自由派和中共反對者宣稱的那樣，如果成功會給中國帶來很大改變。在最近的一個談話節目中，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此種看法。這位朋友也是六四的參與者，他說對六四的反思和早年有很大區別，認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由於鄧小平在92年重啟了改革，接續了六四之前未曾推進的、在六四之後被中國政府一度中斷的改革，根據他的論述，中國改革似乎只是停頓了三年，打了一個盹，就按照既有的步伐和趨勢向前推進，並未受到六四的多大影響。
這位朋友的說法在一部分當年六四的親歷者中其實是有某種代表性的。某些六四的參與者甚至比他走得更遠，雖然他們都共同反對中國政府對六四的鎮壓，也認同這個鎮壓是中共之痛和歷史污點，但從當年真誠追求民主，走向如今對民主價值的某種否定。我這個朋友倒還是強調他認同和支持民主，然而不贊成在中國實行美式或者西方民主。在這次討論中，我和另一位朋友不同意他對六四的這種反思。
六四流血事件過去三十多年後，中國當局仍然試圖抹殺一切有關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記憶。但是，美聯社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 等記者還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歷史畫面。
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門晨曦下，抗議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質在金屬支架上樹立起一座高約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處位置正對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動用坦克和武裝車輛推倒了這座塑像。
在中國政府六四鎮壓之前，局勢已經趨於緊張，但市民們經常會向士兵和警察送東西。有時候，入城部隊會與示威者一起高唱愛國歌曲。圖中這位女警在天安門廣場上引吭高歌，而幾天之後，軍隊進駐，民主運動遭到武力鎮壓。
1989年6月3日，六四鎮壓一天之前，人民大會堂附近，一位婦女被夾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軍隊中間。當天午夜，第38軍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火，最終奪取了被示威者佔領數周的天安門廣場。
鎮壓之前一天，數千名示威者圍繞在一輛公共汽車周圍，一張擺在車頂的桌子上擺放著繳獲的武器。在政府宣佈戒嚴之後，士兵和示威民眾之間曾一度關係微妙。示威者有時向士兵送上禮物慰問，而部隊也曾暫時退卻。
6月3日深夜，一輛裝甲運兵車剛剛沖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會黨門前被示威者團團圍住。與此同時，不遠處的戒嚴部隊士兵正在準備對示威者開火。
6月3日晚間，示威者在天安門長安街上點火焚燒一輛裝甲運兵車。這是攝影師威德內爾（Jeff Widener）當晚拍攝的最後一幅照片，此後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擲出的磚頭意外擊中。雖然遭受劇烈腦震蕩，但由於手中相機的外殼抵消了大部分衝擊力，威德內爾逃過一劫，沒有生命危險。
6月4日，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遭血腥鎮壓之後第一天，一輛裝載著士兵的卡車在北京賓館門前的長安街上巡邏。當天，一輛類似卡車上的士兵向北京賓館大堂內站立的旅遊者開槍。
6月4日，一個拿著購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長安街的正中間，試圖阻擋坦克編隊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後，此人的最終命運依然不為人所知。這一場景成為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最具象徵意義的圖像之一。
6月5日，一群民眾在長安街上展示一張據稱攝於當地一處太平間的圖片，畫面上的死者據稱都是38軍士兵在搶佔天安門廣場過程中槍殺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創口顯示士兵動用了達姆彈。國際特赦組織組織認為，至少300名平民被殺。
軍隊鎮壓民主運動後，兩位婦女正在打掃廣場，她們身後是一輛已經被燒毀的公共汽車。抗議運動中多輛汽車和軍車被燒毀，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傷。
1989年5月下旬，美聯社攝影記者威德內爾（左）和華人攝影師劉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紀念。當時可能他們都沒有想到，幾天之後中國政府便動用武力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
從黨政分開變成了黨政合一
我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鄧92南巡對中國的改革重啟，嚴格把改革限定在經濟領域，以防改革帶來的變化威脅中共統治。但即便是經濟改革，也並不徹底，而與經濟相關聯的有限的行政改革，更只是在表層進行，可即使如此，也是無疾而終。比如中國政府曾一度熱衷大部制改革，理順政府職能，更好促進經濟發展，但是，政府改革的要害是縮小政府權力，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在這一點上卻絲毫沒有進展，政府的權力，尤其是黨的權力反而進一步擴張，黨政分開也變成了黨政合一。92之後的改革，也完全不觸及政治，不但不想拋棄陳腐的政治體制，反而固化了它的形態，變得更頑固，與六四要求的改革不是同一回事。
六四的主流固然沒有提出自由民主的清晰訴求，然而，假如學生抗議取得勝利，根據六四精神的指引，中國的改革必然要延申到政治，會提出開放言論，自由辦報，乃至解封黨禁、自由結社等要求，哪怕開始步伐不大，但必然是這個趨勢，中國人會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其實，即使按照六四之前中國實際進行的改革來看，也會導致這個結果。
33年前，「六四」民主運動以遭到軍隊鎮壓而告終，趙紫陽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趙紫陽作為早年的「土改專家」，後來成為了中共黨內的改革先驅，在六四後又遭到了罷黜，一直到去世都被軟禁。中國官方至今對趙紫陽諱莫如深，但有關他的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息。
圖片來源： AFP/Getty Images趙紫陽19歲時(1938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屬於抗日敵後戰場的晉冀魯豫邊區任職。國共內戰期間，他在家鄉河南滑縣開展土地改革工作的成就及經驗獲得了黨內的高度關注，獲得了鄧小平等人的讚揚。圖為1949年趙紫陽(左一)與南陽地委領導成員合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紫陽調離河南，前往廣東參與土地改革工作，一改當地「溫情主義土改」，轉而推行「疾風暴雨式」的土改，造成不少冤假錯案。晚年趙紫陽對此頗有悔意。也正是這期間，他受到上司陶鑄的影響，其極左思想開始了轉變。大躍進後，趙紫陽對「共產風」進行了批判，著力穩定廣東的經濟局面。圖為1962年，趙紫陽(右三)在廣州
1965年初，46歲的趙紫陽成為了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全中國最年輕的省級「一把手」。在之後發生的文革中，趙紫陽也遭受了重大衝擊，被造反派奪權、拘押，隨後下放勞動。後來又得到了總理周恩來的庇護。1975年，一度復出的鄧小平將趙紫陽調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在四川三年任職期間，趙紫陽放寬經濟政策，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序幕。
1978年，趙紫陽離開了四川，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隨後，他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成為了權力中樞的一員。推動經濟改革的趙紫陽，與主掌軍權的鄧小平、主導平反政治冤案的胡耀邦一道，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旗幟人物。趙紫陽主導的逐步摒棄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被認為是後來市場化的基礎。
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主持經濟期間，中國開始與世貿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接觸。中蘇關係也在這一時期開始緩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是進入了「蜜月期」。中國還放棄了「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外交，改寫了與眾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同一時期，趙紫陽還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
趙紫陽認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密不可分。80年代後期，他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一起推動了民主化、透明化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但是遭到了黨內的很大阻力。1987年，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指責，被黨內元老逼迫辭職，於是趙紫陽接任了總書記職務。他以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論為後盾，想要進一步推動政治開放；還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任務就是反左。這些姿態都引起了黨內左派的強烈不滿。
1989年六四事件讓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達到頂峰。趙紫陽在權力鬥爭中失敗，鄧小平表態要「反自由化」，並且提出要在北京市區戒嚴。5月19日，已經失勢但依然在職的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與示威學生對話。這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亮相。當時陪同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多年後也成為了國務院總理。
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被解除一切職務，僅保留了黨籍。雖然1992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再次啟動，但趙紫陽本人則繼續處於被軟禁狀態，一直到2005年1月17日病逝。而趙紫陽重視的政治改革，也與他本人的名字一樣，至今都是中國的「敏感詞」。中國官方媒體的新聞報導中，極少提到趙紫陽。
早期的改革包含了政治改革
很多人對中國改革有個認識誤區，認為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早期的改革包含著政治改革在內。儘管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也觸及當時敏感的政治，有些經濟改革本身也是政治改革，或者含有政治改革的內容，具有很大的政治含義。比如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它是一項經濟改革，可也是政治改革；對地方和企業的放權讓利，在當時也具有重構央地關係和政企關係，並以承認每個市場主體有私利為前提的政治含義。
早期的政治改革，更多是以政府改革的名義進行的。比如對人大體制的改革，加強人大的差額選舉和人大代表對政府官員的質詢，那不是像現在一樣走過場，而是動真格。當時在一些地方，就發生過地方官員在差額選舉中落馬，通不過人大代表的質詢等情況。可以說，假如六四沒有發生，這些政府/政治改革在此後的改革中肯定會繼續深入推進，中國改革會呈現不同於現在的另一種面貌。
從上面的論述看，說六四沒有改變中國，是不對的。但現實確也呈現出強烈的反差，這其實從反面凸顯了六四對中國的意義。六四以鎮壓結局，是要提醒我們每個人，對專制政權的高壓統治不要心存幻想，而是要敢於和善於反抗，這是最重要的六四遺產，也是學生以血的教訓換來的。只要多數人不怕專制政權的暴政，在人民的反抗壓力下，最後中國一定會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對此要有信心。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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