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韓國總統尹錫悅訪美前夕接受路透社採訪對台灣問題的表態讓中方不悅，以致演變成雙方互召大使抗議，讓今年以來頗為艱難的韓中關係又添加了一個不該出現的干擾因素。尹錫悅把台灣問題看作全球問題，反對依靠力量改變現狀。這個說法和美國一致。

得罪中國是尹錫悅的個人原因？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尹錫悅在台灣問題上得罪中國，可能主要跟他個人的認知有關，他對兩岸關係的性質認識不清，並非表示韓國政府的兩岸政策有改變。從尹錫悅上台以來在對外關係上出現的幾次「失言」以致在韓國國內都招致批評來看，他似乎對國際關係的一些常識都不太瞭解。更多的分析人士則把這歸之於是要給華盛頓投名狀，可能是為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對話」進行投資。上述兩種可能性都不排除。但如果僅僅把這次表態理解為尹錫悅的「失言」恐怕不很準確。

尹錫悅會這麼說其實不奇怪。去年底韓國政府公佈的《印太戰略》報告就出現了諸如「反對依靠實力改變現狀」，對他國進行「壓制和脅迫」，還呼籲奉行「自由、人權和法治價值觀」的國家之間加強團結合作，只是沒有直接點中國的名而已。

尹錫悅上台後，一改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間採取相對平衡的做法，疏遠中國，在對外政策上附和美國，加入華盛頓的反中陣營，今年以來這個態勢益發明顯。我在其上台之初，曾判斷，鑑於韓中是近鄰，朝核問題的解決需要中國，以及兩國密切的貿易和經濟聯繫，尹錫悅在執政一段時間後，會修正他的外交路線，不會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但現在看來，他已經選邊站了，站在美國一邊遏制中國。今年，中國周邊兩個國家相繼進行了選邊，除了韓國，另一個是菲律賓。

韓國的遠中同韓日的和解是同時進行的，這當然是華盛頓樂於見到並在背後極力推動的。華盛頓過去要在東北亞組建一個反中同盟，可苦於日韓不和，三國不能形成對中合力。如今日韓這一環的麻煩消除了。儘管韓國在抗中上不可能像美日那樣做得明顯，還是會有所保留，但已經達到了華盛頓的目的。

然而，韓國抗中是以它自身的安全處境和地緣環境的某種程度的惡化為代價的。尹這次訪談，不但在台灣問題上得罪中國，也在烏克蘭問題上得罪俄國，再加上冤家和宿敵北韓，他是將自己的三個鄰居都得罪了，儘管背後有美國撐腰（鑑於日韓兩國的芥蒂尤其國民感情並未完全消除，且日韓的和解是以韓國的退讓為條件，日本未必會真心撐韓國），正如韓國最大在野黨黨首李在明所說，會給韓國外交帶來無法承受的後果。這也是旁觀者認為尹錫悅的發言不智的地方。

中韓關係下墜的四大因素

韓中關係雖然在朴槿惠後期因為薩德問題出現了波折，但文在寅時期修復了相當部分。尹錫悅執政快一年，兩國關係就走到這個地步，這背後一定有某種讓兩國關係下墜的因素，僅僅把它歸咎於領導人的個人偏好或者選擇並沒有道出問題的實質。儘管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會讓雙方關係變好或變壞，但也受制於大的背景框架。從這個角度說，韓國國內以及韓中關係出現的某些趨勢性變化，或許在讓尹錫悅加入美國反華陣營的決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個因素，韓國內部輿論和民意的厭中反華情緒可能是兩國建交以來最強烈的，尤其是過去三年新冠疫情，韓國民眾對華惡感幾乎全面發酵。韓國的主要媒體都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本來對中國就持不太友好的看法，在新冠起源問題上，完全跟隨西方媒體的看法，亦步亦趨；韓國輿論對中國的內政也幾乎都是負面看法。而民眾受媒體輿論的影響和引導，對中國的看法也急劇惡化。可以說，在韓國國內，難得見到對中國的持平報導，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再加上疫情阻斷雙方的交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國在韓國民眾眼裡，就是鄰裡那個以大欺小的惡霸。民調顯示，韓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是西方國家中最嚴重的。此種民意和輿論，不可能不影響韓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第二個因素，對中國解決朝核問題的失望。首爾非常清楚，要解決北韓的核問題乃至整個半島的統一問題，沒有中國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因此過去這些年對中國寄予了很大期待。但是，從最初中國牽頭舉行六方會談，一直到現在，朝核問題的解決非但沒有取得太大進展，北韓反而在這一過程中，在大國間的互相牽制中成為一個有核武的國家，讓韓國真切感受到核武威脅。如今，六方會談早已無疾而終，首爾把這歸罪於中國，認為中國有私心，偏袒北韓，並不願真心解決朝核問題，制裁北韓不力，想利用北韓當工具，作為同美國對抗的一個砝碼。如果首爾不能寄望於北京，自然就轉向華盛頓，強化同美國的軍事聯盟，以威懾北韓。

第三個因素，首爾的戰略雄心，要把韓國打造成「全球樞紐國家」，並在對華關係上，建立「基於相互尊重和互惠」的韓中關係。客觀說，韓國具備區位稟賦、經濟規模、科技水準、產業實力、文化魅力和戰略取向等多重優勢，幾十年裡，讓自己從一個落後國家晉升為發達國家，經濟總量亞洲第四，世界前十，人均GDP接近日本。半導體、汽車、化工和造船等產業領先全球，韓流行銷亞洲乃至西方，這讓韓國從上到下自信心爆滿，對自己國家的制度、文化和經濟非常自豪，要接過自由民主的大旗，所以韓國宣佈明年要成為全球民主峰會的主辦國，做貢獻於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全球樞紐國家」，成為國際的重要玩家。首爾既然自許這麼高，對韓中關係自然要重新定位，它認為過去的兩國關係某種程度上是不對等的，中國沒有把韓國看作一個平等國家，對韓國搞「事大主義」，韓國再也不是以前那個需要仰頭看別人的人，它現在長成高個子，大塊頭，對中國再也不用「以小侍大」，所以兩國關係要變成相互尊重和互惠。人一旦過於自信，可能就有一種沖動要表現出來，首爾認為它也要在涉及中國敏感的問題上，發出韓國的聲音，以體現韓國的價值和地位。

第四個因素，韓中貿易從過去的順差變成逆差，中國不再是韓國的黃金市場，兩國密切的經貿聯繫有所鬆動。經貿關係在過去30年裡，在兩國關係中起著名副其實的壓艙石作用，首爾之所以在涉及中國的一系列問題上謹言慎行，兩國密切的經濟和貿易往來是主要考量因素。但這種情況自去年4月以來有很大改變，韓國對華出口連續近一年呈減少趨勢，僅今年第一季度對華貿易逆差就達78.4億美元，佔其總貿易逆差的35%，而在過去，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儘管韓中貿易依然在韓國的對外貿易中佔主導。不僅對華貿易出現逆差，韓國對華出口佔其總出口的比率在下降，韓國產品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在下降，韓國大企業在華銷售額及取得的利潤在下降，韓國主要輸華產品如智慧型手機、電視機製造、汽車等市場的佔有率在下降，而且這種趨勢恐怕在未來也難以逆轉。因為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提高。從兩國的貿易結構看，中國主導出口中間產品和消費品，與韓國的出口結構相似。隨著中國高科技中間產品和高端消費品出口增加，韓中貿易呈現產業內貿易趨勢，競爭加強。因此，韓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出現，將迫使它積極開拓歐美市場，並進而使得首爾在中美之間更靠向美國一邊。

上述四個背景因素很難說在尹錫悅的對華政策中哪個起到主導作用，但無疑都在發生作用。再加上尹錫悅出身保守陣營，現在又面臨中美對抗的局面，在美國的壓力下，無論從價值觀還是保守集團的利益，甚或尹錫悅個人的利益，韓國選邊站隊美國也屬正常。由於美中的對抗在繼續深化，尹錫悅也沒有連任的需要，可以確信，中韓關係在尹錫悅時期能夠保持目前的狀況就不錯了，很難會有改善。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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