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每到年底，都是當局總結當年工作經驗，部署來年任務的時候，一系列的工作會議相繼召開，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外界矚目的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此會議為明年經濟工作定調。而從這次會議來看，穩是其基調，會議要求2022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笨蛋，是經濟」，當年克林頓在總統競選中打敗勝券在握的老布希用的是這句口號。把這句話套在中國當局身上更合適。因為中共的合法性不是來自程序民主，只能通過發展經濟做大蛋糕提供績效來彌補，用習近平的話說，乃是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也。所以經濟好壞以及民眾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對中共統治顯得尤重要。正因此，改革以來的大多數年份，中共都埋首發展經濟，一門心思搞建設，終使得中國經濟長時間高速增長，由原來的一個貧困落後國家成長為世界老二，並在今年讓中國整體脫貧，解決了困擾千年的貧困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共的合法性焦慮。故中國的崛起首先並主要表現為經濟的崛起。
專心學「習」 無心經濟
對經濟的重視就是國家以經濟為中心，這是自鄧小平開啟改革後當局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和慣例。然而，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這句話很少出現在官方的文件裡，即使出現，官員也不會把心思用在發展經濟上，一是因為當局現在不像過去一樣用經濟指標特別是GDP指標來考核官員政績；二是反腐和習近平對官員的政治考核和整治，弄得官心惶惶，各級官員都把時間和精力用在政治學習和政治鬥爭上，應付上面部署的各種政治任務和同僚之間的政治防範，在此種政治氛圍下，他們也不想幹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誰知道會觸犯哪條清規戒律，政治的條條框框多了，本身就會約束官員幹事的積極性和創造空間。習本人的國政重心可能也不在經濟，而是在如何鞏固權力以及同美國的鬥法上。這就勢必造成整個官僚系統的怠政和賴政，並影響經濟。
本次經濟會議重提「經濟建設為中心是黨的基本路線要求」，並再次強調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如果不是經濟形勢到了一個緊迫狀態，會議可能不會做如此表述。事實上，會議承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數據看，今年前11月中國的經濟、就業和國民收入相對大多數國家似乎不那麼難看，甚至表現得還不錯，這是因為，儘管疫情仍在肆虐和反復，但供應鏈的部分回歸以及外需的強勁恢復拉動了中國出口，再加上去年經濟增長的基數低，中國經濟增速今年還是會高過多數主要經濟體，能夠達到或接近8%，尤其外貿這塊增長很快。
近十年的中國，在經濟上逐漸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一帶一路」也給北京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政治上日益加強集權和監控，對異議的打壓和對公民的監控也在國際上備受詬病。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 Wong2009年7月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爆發了大規模騷亂和暴力事件。起初是維吾爾人示威，後來演變成維族人和漢族等族裔之間的暴力衝突。當局出動了武裝警察平息局面。北京當局稱這起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大多數死者為漢族。圖為7月7日一位維族婦女站在全副武裝的警察面前。此後，當局不斷加強在當地的監控，包括設立備受爭議的「再教育營」、強制安裝手機監控軟體等。
《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劉曉波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是他本人卻無法親自接受頒獎。因為在2009年年底，他已經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在獄中服刑的劉曉波因確診肝癌晚期而獲准保外就醫，7月13日醫院宣佈其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病逝。他也是諾獎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始終未能完全恢復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
201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當選新一屆總書記，標誌著第五代領導集體正式走上歷史舞台。習上台之後逐步加強最高領導人的中央集權，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連任超過兩屆的限制，此舉引起國內外的關注和爭議。
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反腐運動」，誓言要大小貪官一起抓，「蒼蠅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層幹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數年之內眾多官員先後落馬。其中最受關注的包括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圖為2013年法庭宣佈判處薄無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2015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但也有批評人士認為，反腐運動其實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國民經濟體。經濟飛速發展的代價是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霧霾、飲用水污染以及土壤毒化等問題，成為民眾最為憂慮的議題。2014年，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政府要像與貧困作鬥爭那樣，堅決向環境污染宣戰，採取的措施包括將重污染工業企業關閉或遷走，北方居民煤改氣工程等。時至今日，環境問題雖然有所改善，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北方城市在冬季仍然經常出現霧霾天氣。
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中國在與鄰國的主權爭議中也開始採取越來越強硬的立場。2012年中國和菲律賓在斯卡伯勒淺灘（中方稱黃岩島）對峙數月的事件就是一例。雖然菲律賓方面後來將相關主權爭議告到國際仲裁庭，並且得到了有利於菲方的仲裁結果，但是仍然無法改變該島礁被中方實際控制的現狀。此外，中國還在南中國海其它一些爭議島礁實施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工程，修建軍用設施，此舉多次受到美國及其盟友的強烈指責。
為了消化中國國內過剩的產能，同時也擴大國際經濟影響力，中國推出了「一帶一路」經濟倡議，主要著眼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領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也被視為是對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的挑戰。東起威海、西至德國杜伊斯堡的中歐班列（圖），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持懷疑態度，視之為中國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努力，提醒參與該倡議的國家不要陷入「債務陷阱」。
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中國，對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的壓制日益嚴重。2015年「709維權律師抓捕事件」也標誌著對於政治異見的打壓愈加強硬。北京正在引入一套社會信用體系，對公民進行誠信行為打分，凡是被納入失信黑名單的「老賴」將面臨無法購買高鐵票、飛機票以及無法在旅館飯店登記入住的懲罰。批評者認為，這一體系可能成為國家全面監控、侵犯公民權利的工具，更有人認為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描寫的極權恐怖統治將在中國成為現實。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雖然保持自由市場體制，但是政治上卻面對來自北京越來越大的影響力。2014年，香港示威者的「佔領中環」運動持續數月，主要訴求是爭取「真普選」。由於示威者面對警方以胡椒噴霧驅散時使用黃色雨傘抵擋，因此該運動也被稱作「雨傘革命」。2019年夏，港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例草案再次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即使後來特首林鄭月娥在壓力之下撤回修例，仍然無法平復示威浪潮。身穿黑衣、佩戴面罩的年輕示威者，則成為這場運動的標誌性符號。
川普上任美國總統之後，開始著手針對中國的關稅大戰。2017年4月他命令根據《1974年貿易法》針對中國進行所謂301調查，2018年4月白宮宣佈正式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也對部分美國產品加徵關稅予以反擊。雙方致力於解決貿易爭端、簽訂貿易協議的談判進展艱難，儘管川普和习近平2019年6月在大阪會晤發出了願意繼續對話的訊號，但是這場大國之間的經濟爭霸賽何去何從，仍然是個未知數。
然而，數據的靚麗掩蓋不了經濟的實際疲軟，第三季度4.9%的增速已透露出這點。第四季度的增速據估算也差不多。若連續兩個季度都維持在低增長水準，2022年的經濟恐怕也就好不到哪兒。這已經成為多數經濟專家包括官方學者的共識。當局早就明了這種狀況，一些地方政府包括江蘇和深圳等發達地區，已進行了程度不等的降薪，說明當局做好了過苦日子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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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形勢的嚴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根據官方經濟專家的說法，首先是疫情打擊了需求，消費和投資受疫情影響較大，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個體工商戶等到現在還處於大幅萎縮中。據統計，中國今年第三季度消費、投資的兩年平均增長率分別只有3.9%和3.8%，明顯低於潛在消費和投資增長。其次，美國在供應鏈、市場和科技三個維度對中國進行限制和打壓，造成供應鏈中斷和供給短缺。再次，西方特別是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外溢效應，同國際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一起，引發了中國的輸入型通膨，而國內煤電矛盾和拉閘限電也影響物價，衝擊供給。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大變革時期，當局前一階段對教培行業的大力整頓、強化平台經濟的反壟斷監管、打壓資本以及提出共同富裕等，導致人們對中國經濟究竟怎麼樣了產生分歧，不確定性風險上升。此即會議所謂的「預期減弱」。
對中國當局來說，2022還是一個特殊年份，因為中共要舉行二十大，習近平大概率會連任。如果經濟搞得一團糟，對習總歸是沒面子的事。問題還不在於此，假如經濟惡化，歲入減少，失業增加，而需要用錢的地方又太多，由此是否會引發社會不滿乃至動蕩，進而波及二十大，導致黨內矛盾和鬥爭激發，讓二十大產生變數，習無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出現。此乃經濟工作會議為什麼特別強調2022年要穩的原因。可以說，穩字當頭，茲事體大，把經濟穩住，就業穩住，民眾收入穩住，明年經濟工作就取得了成功，當局就有資格宣稱，習的連任是正確的，二十大也才能順利舉行。
美國若緊縮 中國出口堪憂
雖然中共內部和社會的精英階層有諸多對習的統治不買賬，可在官僚系統和底層民眾間，習政權的支持度還是很高的，這使得黨內和社會的反習勢力頗覺無奈，只得接受現實。然而，若因經濟慘淡而損害廣大底層民眾以及中下層官員的利益，而這些人原本支持他，導致人心不穩，無疑會增強習的政敵反對他的信心和勇氣。但2022年的經濟要想有起色又確實難度很大，除了前面分析的因素，還有一外因不能不提，這就是美國的超大規模刺激由於通膨高企而會提前結束。拜登政府在前任的量化寬松政策基礎上繼續加碼，導致需求強勁，可美國自己和全球一些主要國家的供給跟不上，由此帶動了中國出口強勁增長，這也是拜登雖不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但美中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的緣故。可是，此因素在2022年不起作用，美國11月的通膨處於40年最高水準，美聯準已表示明年會採取緊縮政策，故2022年中國的外需會趨於減速，失去支撐經濟增長的動能，中國經濟很可能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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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靠不住需內需來頂，而內需的核心是消費和投資。但恰恰是這兩者，在過去10年都是持續走低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從2011年的23.8%降到2016年8.1%，再降到2019年的5.4%。這跟中國經濟主要依賴房地產有很大關係。據統計，房地產投資佔到整個投資的1/5左右，2010年房地產投資增速一度高達33%，但到2015年猛跌到1%，而後繼續維持在低水準。房地產關聯多個行業，其投資增速的下降對重化工、原材料、能源、工程機械等影響非常突出，進而帶動製造業投資增速也跟著快速下降，房地產指望不上，只能依靠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但這塊的空間有限。
圖片來源： Thomas Peter/Reuters 出生於1953年的習近平是中共元老習仲勳(右一)之子，也是首位擔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的「紅二代」成員。習近平上任之後，盡顯強人政治作風，與前兩任形成較大反差。針對黨內，習近平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同時，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也變得更加嚴厲：媒體管束更為嚴格，民間維權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對於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區的政策也顯得更為強硬。在對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中國產品開闢新市場，同時也被視為北京拓展政治影響力的嘗試。
習近平和拜登，早在這兩人還不是各自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時，就進行過「親密接觸」。2011年8月16日，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啟程前往中國，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與當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深入對話，讓美國高層首度有機會詳細認識這位中國下一任最高領導人。拜登抵達北京的第一天，由習近平接待，兩人在北京將舉行正式會談，拜登隨後的行程也是由習近平一路相伴。
201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當選新一屆總書記，標誌著第五代領導集體正式走上歷史舞台。習上台之後逐步加強最高領導人的中央集權，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
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張旗鼓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反腐運動」，誓言要大小貪官一起抓，「蒼蠅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層幹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數年之內眾多官員先後落馬。其中最受關注的包括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圖為2013年法庭宣佈判處薄無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2015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但也有批評人士認為，反腐運動其實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
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連任超過兩屆的限制，使得習近平有可能長期執政。此舉引起國內外的關注和爭議。許多評論認為，習近平本人的強勢風格以及圍繞他個人的形象宣傳，是毛澤東之後歷代中共領導人中最為突出的。
取消了任期制，習近平會成為見證最多屆美國總統的中國最高領導人。2012年2月中旬，華盛頓就用對待中國未來國家元首的方式迎接習近平來訪。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当时向這位中國「王儲」表示：中國在過去的20年裡經歷了"非凡的發展"，然而隨著國家實力和富裕程度的上升，中國也面臨著"更多的責任"。他說："我們希望與中國合作，以確信在世界經濟的體系中，每個主體都應該遵守交通規則。"在中國與美國之間，應該有均衡的雙向貿易流動，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
隨著商人川普出任美國總統，美國不斷向中國喊話，呼籲貿易和競爭平等的做法成為歷史。美國開始向中國揮出一系列重拳。包括推出規模前所未有的懲罰性關稅，並對包括華為、中興、抖音、微信等中國科技企業及其產品發布強制性禁令。2017年初，剛上任的川普在"海湖莊園"鋪上紅地毯迎接習近平夫婦的到來，稱「建立起了友誼」。現在看來，這是習近平和川普相对最為友好的互動了。
川普上任美國總統之後，開始著手針對中國的關稅大戰。2017年4月他命令根據《1974年貿易法》針對中國進行所謂301調查，2018年4月白宮宣佈正式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也對部分美國產品加徵關稅予以反擊。隨後，中美貿易經歷了一系列互相加稅的激戰，直至拜登接手白宮後，也沒有結束。同時，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攀升創下紀錄，尤其是在全球遭遇了新冠大流行危機之後。
如今，在中共「六中全會」上，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成就成為中國官媒大幅度宣傳的焦點。此外，會議還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分析人士稱，這將是中共歷史上第三個此類決議，有助於習近平在關鍵的二十大之前通過確認中共成就來鞏固其權力。《決議》內容尚未全文公佈，但是跟前兩次《決議》一樣，都在關鍵時間點通過。第一個決議於1945年通過，幫助毛澤東在奪取政權的四年前鞏固了領導權威。第二個決議於1981年通過，承認了毛澤東的「錯誤」，幫助鄧小平啟動了經濟改革。
事實上，不僅消費和投資增速在過去10年逐年下降，企業營收，政府財政收入、民眾收入和GDP都是下降的。去今兩年情況特殊，去年因受疫情打擊，主要經濟體除中國外都是負增長，中國僅增長2.2%，今年則普遍反彈，中國估計在8%左右，但明年很可能低於6%，2019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就降在這個水準。
過去10年恰恰同習近平當政重疊。雖然在經過改革30年的高速發展後，中國經濟內生的上升動能本身會減弱，但這種時間上的重疊也表明，經濟增速的下降同習採取的治理政策間有著顯著的同步關係，即無論是反腐、強化黨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還是抑制資本，都是以經濟增速的下降為代價的。
由此來看，低增長甚至停滯很可能成為習未來統治的一個常態，2022年也成為中國苦日子的元年，以前的艱難只是預演。這個時間段會有多久，取決習能否改變當下的政策和統治方式。面對這個真正的「新格局」，習慣了花錢大手大腳的中國各級政府是否能夠適應，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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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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