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三十年後，東歐歷史上最為和平的一系列革命似乎成為了徹底的失望之作。

對於左翼而言，轉型已經走得太遠，所摧毀的不但是獨裁體制，也包括平等、道德和國家本身。而對右翼來說，轉型就是一場騙局，因為它是由從前的共產黨人推動展開，目的是將他們的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資產。

普遍存在的不滿讓新的民粹主義者幾乎在所有後社會主義國家攫取權力，他們反對歐洲價值、挑戰自由民主體制、奉行黑社會手段並與宗教極端主義者眉來眼去。

而這又反過來讓西歐人大失所望：許多人對於曾經一度頗為令人贊嘆的歐盟東擴感到懊悔不已。

本是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進程，現在卻前景黯淡，許多原因造成了這一現象。一些人認為，這是往往伴隨經濟增長而產生的不平等現象增加。1989年之前，不平等還是以隱藏的特權和地位的形式存在，而現在卻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還有一些人在國家迅速對全球競爭打開大門後開始感到不安，或者憤怒。因為他們光榮的國家看上去似乎消失在全球化的迷霧之中。觀察家們寫道，在反對移民的政治動員之下，潛藏了對於人口外遷的恐懼。在共產政權的邊界鐵絲網倒塌之後，東歐最為年輕活躍的人口正在被逐漸掏空（在拉脫維亞和保加利亞這樣的國家，年輕人口流失比例i經高達20%）。

也許還有其他一種解釋。人們的失望可能來自於對於共產統治的誤解，將其想像為一種絕對控制體系，冠以"極權主義"的名稱。

政治的獨裁，社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事實上，共產政權的獨裁手法是對於意識形態表層之下的絕對混亂狀態的一種彌補。用政治獨裁來補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無政府狀態。HBO不久前推出的連續劇"車諾比"就是對這種體系的低效率所做出的明確提醒：在史上最嚴重核災難發生之時，沒人承擔責任，沒人採取行動。

這並不是某個人的心理特性所造成的，而是整個系統的結構性問題。廢除私有制，取消人們通過選舉獲得領導職位的合法途徑，這都讓社會實際上已經處於無法治理的狀態。在這些現代社會中，"破壞分子"會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而被投入大牢；在秋收時刻，需要動員免費的大學生勞力來幫助收割。這種體制甚至要求民眾為了修理核電站而在和平年代犧牲生命。

也許聽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共產主義社會在某些方面確實比他們的西方競爭者更為自由。工人可以自由地從工廠裡偷東西，廠長可以自由地提拔他的侄子，員工可以自由地通過舉報同事的方式報復對方。人們如何才能倖存於這樣的制度下？只有適應，用更小的個人混亂來抵禦體制所帶來的混亂。就像當時人們常說的："我假裝上班幹活，他假裝付我薪水"。

"布魯塞爾的共產黨！"

牢記這些共產主義制度的深層特徵（混亂、志願主義者、不可治理性）之後，讓我們再回到1989年革命的話題。對於自由的激情催動了革命，但結果證明，革命所帶來的是對於各自社會的更好控制。德國哲學家海格爾也許會把這一矛盾稱為"理性的詭計"。

想像一下，有人告訴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們，戰勝共產主義之後，他們的工廠會被私有化，他們中的90%被解僱。雖然歸根結底還是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更好，那些工人現在也擁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儘管如此，他們當時的革命激情肯定被會失望所掩蓋。

秩序往往都是由威權政府所營造的，比如在新加坡，有時候甚至是令人厭惡的軍人獨裁政權，比如在智利。保加利亞人也許會記得曾是異議人士，並成為第一任民選總統的哲柳‧哲列夫（Zhelyu Zhelev）所寫的一段文字。他認為，在東歐扮演軍事獨裁角色以確保和平轉型的正是歐盟！

我不知道，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想法。但至少它體現出了對於歐盟的曖昧態度：歐盟承諾給予人們自由，但長期而言，卻是將規定加諸於民眾。"這些布魯塞爾的共產黨！"這是在東歐國家經常能聽到的一句話。是的，自由被想像成迅速而無法逆轉的行動，激發夢想和激情。但在共產政權倒台之後的社會正常化轉型卻是一場緩慢、乏味而又痛苦的旅程。

伊瓦略‧迪切夫（Ivaylo Ditchev）是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的文化人類學教授。他也曾在德國、法國和美國等其他國家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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