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一場更全面、精細的文化大革命
2021年9月1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全國百姓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一次全面的規範，而這種規範與人們理解的普世價值正好相反。當初的規範的方式和手段有讀"紅寶書"，早請示晚匯報，同時，執政當局用盡手段實現社會群體裡人與人的相互監督。在那時，人們在這種大環境下，被明確告知只有毛澤東倡導的那種思維和行為方式是唯一正確的。
過了70年後，中國正在經歷著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其目標跟毛澤東的思路基本一致，即對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制定一個規範。但是，在方式和實行的手段上，遠比毛澤東時代要來得全面和精細。表面上看，60年代式的封閉在今天的中國已被打破，但事實上，整個社會卻被各種監控網路、監視器以及各種懲罰和獎賞的手段籠罩，從而形成了另一種封閉。而社會信用體系便是這種變化的體現。
一般現代國家通常僅有用於信貸的金融信用評分，其功能就是記錄一個公民或企業的金融信用表現。而中國在其管理現代化過程中卻出了一個幾乎什麼都要管的"社會信用體系"。
事情應該從1990年8月說起。那時，中國人民銀行下發了《關於設立信譽評級委員會有關問題的通知》，對銀行內部信用評級的組織體系進行了規定。而在同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理"三角債"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在國務院文件中出現"社會信用"一詞。 當初該詞是用來針對中國當時大量企業任意逃廢銀行債務，企業之間相互拖欠"三角債"，證券市場各種違規現象層出不窮，消費領域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等現象的。
在這種背景下，便產生了要學西方國家，建立一個在金融和經濟領域類似於信貸的金融信用評分的機構的需求。但是，僅從上面官方描述一些現象來看，在很多問題的背後並非僅僅是信用問題，而涉及的是一整套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缺陷。所以如果真正要解決問題，應該從制度上入手。但北京政府把這些問題根源都解釋為社會信用問題。換言之，問題不是上面的，而是下面百姓層面的。即便如此，在那時的起始階段，並沒有太多涉及經濟以外的領域。
而到了習近平領導的政府顯然對此種努力的政治和社會意義賦予了更廣的含義，極力擴大了它覆蓋的範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社會信用體系成了維護政權、塑造威權主義社會"公民"的一種工具，而不僅僅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其頂峰就體現在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下稱《綱要》），那個《綱要》囊括了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四大領域，而真正對整個社會起著最大影響的是所謂的社會誠信那一塊。也就是說，這個評估體系大大超越了"信用"一詞最初覆蓋經濟或金融領域的界限。
應該說，習近平執政期間，社會信用體系之所以這麼火熱，跟近十年來中國的大規模監控系統，以及人臉識別技術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據估計僅以中國的"天網"系統為例，它在各地已設有約2億個公共監控攝影頭，至去年年底，公共監控攝影頭數量預計將達到6.26億個。這樣也就不使人感到奇怪，為什麼八個中國大城市居於世界十大最大規模監控城市的首位。
三大組成部分
簡單地說，社會信用體系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主資料庫、黑名單系統和獎懲機制。目前，中國省市一級政府、國家機構和中央銀行已經將其數據匯集到一個名為"全國信用訊息共享平台"（NCISP）的"主資料庫"中。不同機構在將各自的數據資料與主資料庫關聯起來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與此同時，中國各級政府機構也制定了自己的黑名單和紅名單（紅名單為良好行為而設立），政府機構有權將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公司和個人列入黑名單。這些黑名單在全國信用訊息共享平台的公開系統--"信用中國"的網站上能搜到。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計劃針對個人推出全國性的打分系統。換言之，中央政府掌控著每個人的社會信用記錄，但它並沒有將這些數據納入國家資料庫進行統一打分。至於獎懲機制，到目前還是有地區之別。
社會信用體系實施的目的
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政權比其前幾任顯然更自覺地更積極地與西方社會競爭，而這種競爭是全面的，即不僅要在軍事、技術、貿易要高於西方一等，而且要造就出一個跟西方社會不同、與民主自由理念相反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更符合威權制度的設計，即平時唯唯諾諾、小心翼翼，當黨召喚時，立刻響應。
如此看來，除了一般的經濟和金融的監管功能外，"社會誠信"在這裡實際上就成了法家式威權主義管理的替代詞。而這個威權主義的要義就是人必須有外力來賞罰才能獲取"文明"的能力。信用評分高的人可以獲得額外津貼，並可以優先享受某些服務。信用評分低的人可能會失去獲得一系列服務的機會，包括出國旅遊和優質教育。 截止2019年6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方數據顯示，已有2682萬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購買飛機票、596萬人次因失信被限制購買動車高鐵票、437萬失信被執行人繼而主動履行法律義務。
社會信用體系的結構
中國目前的信用體系有三個層面。有發改委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有央行牽頭的傳統的徵信體系，有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的民間徵信。
發改委的一套體系，與銀行系統目前是分開的，兩者沒有聯網。因為發改委和央行對信用的理解其實是有偏差。這兩個層面是官辦的。
螞蟻金服公司是最早獲批開展個人徵信業務的8家民辦徵信機構之一，因為它還有個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支付寶"芝麻信用"的營運商.。"芝麻信用"建立在用戶自願開通的基礎之上。它對用戶的消費行為和偏好等因素進行分析並評分，想增加積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經常購買尿布等家庭用品，但如果購買大量電子游戲產品則可能被減分。
事實是，社會信用體系衍生品同時也不斷出現在中國社會。2019年，中國共青團當局為了對青少年的控制，還專門推出了一款名為"優你通"、主要針對年輕人的信用評級手機軟體。
各地不同的打分制度和標準
自社會信用體系計劃於2014年發布以來，被官方命名的試點城市一直在試運行自己本地的系統，而實際在操作的城市數量超過官方欽定的。據不完全統計，到2018年6月底全國已經有170多個城市完成了信用訊息共享平台建設。目前，中國人民銀行開發的國家金融信用訊息基礎資料庫系統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徵信系統。
但是，收集訊息是一方面，而在給公民和企業打分的範圍則因地而異。以山東榮成市為例。該城的79萬本地和外來居民、1.6萬家企業和1420個社會組織已被納入一個信用系統當中。據報導，這些對象被分配了1000分初始分，隨後根據不同行為進行加分和扣分。參與志願服務、捐血等屬於加分項，拖欠銀行貸款、交通違章等則屬於扣分項。此外，該系統還把不同分數人群劃分為AAA、AA、A、B、C、D六個等級。最終的等級將影響個人貸款、職務升遷等諸多方面。例如，信用等級高的人去政府辦事會享受優先處理。
在法律之外的黨的意志以及其脆弱性
社會信用體系從其社會規範方面來說體現是黨的意志，這種意志是在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比如說信用合法性問題，很多信用標準的政策定位、法律依據並不充分。又如不少處罰明顯違反基本人權和隱私。例如，有相當多的處罰，根本沒有官方文件，也沒有警方的通知。使被罰者對此毫無辦法，根本無法到什麼地方去申述抗議。除此以外，有的處罰做法有意地在羞辱當事人，毫無隱私可言。例如2017年7月，山東萊州的一家法院要求三家通信公司將多名失信被執行人的手機號碼被叫語音改為"老賴"提示音。在河南開封，當地法院還嘗試將失信人的照片植入年輕人流行的短影片社交App"抖音"中。社會信用體系實際上成了一種黨控制國民的良民證。比如在睢寧社會信用體系中， "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利用網路、簡訊誣告他人"等，就要被扣分。而這裡，對上述活動的定義隨意性很強。
前幾年，德國的一項學術研究發現，80%的中國網民對政府和民間的信用體系都持積極態度。 這本身已說明，社會信用體系框架下的中國社會威權的政治文化基礎已經凸顯。但是，這種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個強力威懾和訊息半封閉、真假混淆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是不牢靠和非持久的。一旦哪天中國實現民主，人們就會像今天嘲諷60年代的文革那樣，鄙夷當今的中國威權制度的種種試圖對社會做出規範的努力。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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