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決議相當罕見。 1945年，毛澤東首次採用這種手段，與黨內反對派算賬，並確立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1981年，鄧小平發起了另一項決議，旨在就文化大革命自省，並對毛澤東及其意識形態的歷史作用進行評估。從這兩個例子看來，這些都是戰略共識文件。通過它們，部分領導精英堅持自己的立場，以抗衡競爭團體，從而塑造了一個新時代。前任黨的領導人和重要事件從勝利者的角度得到了權威性的評價和歷史論證。

第三份歷史決議繼承了這些傳統，但沒有對過去錯誤的原因進行分析，反而是將成功和凝聚力放在了優先位置。因此，此份新決議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隨著習近平在2012年的上任，如何合理化新歷史時期的建立，以及如何評價現在被認為已經完成的改革政治時代。第三份歷史決議在這裡試圖取得平衡，它將過去分為四個 "偉大飛躍"，其中第三個飛躍恰好是習近平的三位前任領導人所帶領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這三人都作為當時黨領導層代表被正面提及，但總體上與毛澤東和習近平相比，（其他人）扮演的角色相當有限。

這一積極的總體評價在文件最長的部分，即分為13個小節的第四章中，與習近平認為的他上任時黨的災難性局面形成鮮明對比。該段內容不點名指控當時領導不力，沒有對黨員進行約束，導致腐敗、享樂主義和信仰喪失。在此處，這個經常顯得長篇大論的決議出乎意料地具象化，主要依據習近平於2013年8月關於意識形態重要性的講話。省略個別評估的理由見於習近平對文件的補充 "聲明"，其中指出，改革時期已經在其他地方有了結論性的介紹，特別是他在2018年改革40周年的紀念講話中。

鑑於對史詩般的成功和成就的列舉，歷史失敗的背景消失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反右運動被一筆帶過，對文化大革命 "完全錯誤 "的基本評價維持不變，沒有再提到這些事件的結構或個人原因。這尤其適用於對個人崇拜的批評，即1981年決議的核心內容。 1989年的六四事件與成功控制自然災害同時出現在一個段落中，任何希望黨對自己當時的角色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想法都不可避免地落空。

因此，該決議是一份比前兩份決議在更大程度上將現狀合法化的文件，並且也放眼不久的將來，也就是明年將召開的二十大。隨之而來的書面資料和官方新聞發布會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兩個確立"在此是居於首位的，確立了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的作用。更廣泛地說，確立了黨的核心功能，並且，進一步確立了他的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這是第三份歷史決議所要傳達的最重要訊息。這一點得到了決議中一些段落的支持，這些段落明顯跨越了人格崇拜的界限。習近平的政策被贊譽為 "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和 "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他本人體現了一種 "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 "和 "強烈的責任擔當"。習近平是否會在此基礎上尋求第三個任期，甚至恢復四十年前被廢除的黨中央主席職位，還有待觀察。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目的顯然是利用該決議正式確立習近平的卓越地位。同時，該文件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確立在政治上哪些話是可以說的，這應該是為了應對複雜的現狀，並為未來幾年提供一個可管理的 "預期視野"。然而，該決議與複雜的、往往是偶然的發展過程的歷史沒有什麼關係。方向似乎已經確定，新舵手牢牢地握住了方向盤。

本文作者Daniel Leese為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系教授，研究中國歷史及政治、中國共產黨史及中國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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