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如果你要我回答這個問題，老實說，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算命先生。關於中國的國運，十多年前就一直有人在唱衰，而且是嚴肅的學者，斷言中國/中共即將崩潰。也有人用"70年大限"來解釋。後者指的是一個政黨連續執政70年，一定會出大問題，甚至垮台，該說法是從蘇共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等的經驗中得出的結論。這裡的"70年"是一個約數，非是說70年一到，那些政黨馬上要失去執政地位乃至滅亡。因為世界上連續執政70年的政黨太少了，在民主國家一定不會出現，日本的自民黨是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黨，但距70年也差得太多，因此，能夠連續執政70年的，必定是威權或專制國家的政黨。

中共去年慶祝了它在中國執政70年的歷史，看起來破了這個規律，但也可能剛好在大限內，一些人等著看它能否在中共身上應驗。恰好中國在這兩年處於多事之秋。去年有貿易戰和香港抗議，今年乾脆來一個新冠疫情。雖然中國已經較早從疫情中復工，但從一季度的經濟情況看，慘不忍睹，同比下跌了6.8%，負增長。有機構預測中國全年的增長水準只有3.2%，差不多是改革以來最低。

然而，真的能夠達到這個增速，其實相當不錯。想想看，中國如今是全球第二大體量，相當於美國的70%多，而美國多年來的年均增速，也就保持在2%左右，其他西方國家，經濟體量比中國少很多，增速還沒有美國高。假如沒有疫情，中國政府原先預計的增長水準，是6%多點。

不過問題也在這兒。從6%掉到3.2%，跌了一半。除非西方幾大經濟體今年也是同樣的降幅，否則，中國這個跌幅蘊含著經濟增長潛能預計到頂、無法再有多餘釋放的風險。

中國的發展是個"謎"，不能用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去解釋。我之所以用"發展"一詞而非"增長"，因為兩者在經濟學上並非完全等同，發展更強調均衡性。說中國發展是個"謎"，原因在於它無法解釋以下悖論：中國改革40年，年均經濟增速達8-9%，這麼長時間的高增速，證之世界歷史，可謂絕無僅有，無論美國日本韓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高增長的有，但充其量也就在20年內，之後增長水準回落到3-4%甚至更低。可西方國家和韓國等，卻在這段時間內，先後實現了現代化，人均收入水準很高。而中國的人均收入水準--非人均GDP--即使現在還處於世界平均收入以下，僅僅用人口太多是不好解釋的，不說日韓，像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其人口密度也要超過中國，人家經濟增長水準比中國低很多，可人均收入比中國也高。

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無效和浪費的，包括腐敗、龐大的控制社會的成本即維穩經費、以高鐵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超前的基礎設施消費、過度大方的對外援助，以及打造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如果把這些超出市場需求的部分特別是前兩項的資金返還給民眾，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國早已進入現代化國家了。這部分無效和浪費的資金，與國家的制度有關，實際是中國發展的制度成本。每年經濟增長的一大部分，都被這個制度吞噬了，致使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被延長。

要使人均收入趕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實現現代化，就需更長的時間和至少6%以上的增速。然而正在這時，新冠疫情來了。

這當然沒有否認中國崛起的意思，恰恰相反，這些對國民收入來說無效和浪費的部分，支撐著中國崛起的外觀。一個國家的崛起，無非以軟硬實力的形式呈現，中國更多的是硬實力崛起，硬實力主要表現在經濟和軍事方面，而經濟重點看總量。另從美國打壓中國看，也能感受這點。兩國衝突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但如果中國夠不上對手，美國才懶得這麼費勁和你較量。事實上，意識形態輸出本身也反映中國崛起態勢，至少中國現在認為自己有資本向外界輸出這套發展模式了。

無論是成為發達國家，還是同美國扳扳手腕、搞對抗，都需要錢，在中國存在嚴重的制度成本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較高和較長時期的增速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但新冠疫情衝擊的也正是這點，它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變得更差。從後疫情時期的地緣政治看，各國將加強政府的管治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會顯著增強，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外交事務的處理，促使全球變成一個以鄰為壑的叢林世界。儘管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不會被顛覆，但經濟的"去中國化"將提速，各國政治上對中國的梳理感會加強，美國會進一步強化單邊主義行動，和中國將處於事實上的敵對關係，西方為防範中國，在對華關係上會加強協調。而疫情索賠和台灣等問題，也使戰爭風險提升。可以說，疫情對中國的戰略環境是非常不利的。

大概北京也看到了這個趨勢，雖然沒有放鬆政治控制，但經濟上也在做各種準備，如4月9日出台了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過去一直推而不進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改革做出部署，同時採取親外資的姿態，鼓勵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北京算是保持頭腦清醒，沒有隨美國起舞。

西方抗疫物資受制中國的現實固然讓他們警覺和中國經濟聯繫過密對本國安全帶來的風險，從而加快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的步伐，但唯利是圖畢竟是資本的本性。有人說，後疫情時期價值觀一致的國家商業往來會更密切，形成一個體系，不與價值觀相對的國家做生意，從國家層面來說，可能有這種想法，但具體到企業，只要有利可圖，要它出於非政治原因放棄某個市場，很難做到。所以，若中國繼續對外資保持友好，深化改革，減少市場管制，加上市場、交通、物流和勞動力素質的綜合優勢，儘管這些年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也在提高，但要想讓外資全面或大面積撤離中國，可能性不是很高，有些外資會撤離，另一些外資會進來。因為西方也不是鐵板一塊，一些經濟困難的西方國家，可能就更願意同中國打交道。這樣的話，中國經濟雖然在疫情後會受影響，但總比外資全面撤離好得多。

中國也需要避免戰爭的出現。因為假如發生戰爭，最後一定是中國和西方的對抗，而非僅僅是同美國。輸了就不用說，贏了，對經濟也是非常大的破壞。有人會舉美國的例子來說明戰爭對經濟帶來的不一定是破壞作用，美國正是利用二戰開動馬力進行生產而走出大蕭條困境的，但美國是在二戰已經打了幾年後才正式參戰，而且在參戰前，同交戰雙方都做生意。今後戰爭若真要發生，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交戰一方，所以美國的例子是不適合中國的。

總而言之，後疫情時期大概率會呈現中國-西方的兩極對立趨勢，從較好的情況來說，即"去中國化"的速度不那麼快到來，中國的經濟至少在中短期會處於艱難爬坡狀態。長期則要看制度成本的升降。但這涉及政治體制的變革。從最壞的情況，即外資全面撤離中國，西方對中國封鎖市場，特別是爆發戰爭看，那就不是艱難爬坡，而是回到北韓。

所以，國運是否衰落，取決於北京的應對智慧，但有一點已經很清楚，趨勢是不好的。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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