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歐洲疫情蔓延，讓我們家陷入新的困窘。原來我們是高興兒子早回德國去了，不在中國；現在我們是擔心兒子早回德國去了，不在中國。聽上去是不是很拗口？這卻真實地反映了絕大部分有孩子在海外留學家庭的心境。一月份的時候，湖北疫情爆發，浙江也受到影響。到了二月份，中國疫情得到控制，現在每天都看著現存的病例數緩慢下降；但與此同時，義大利的病例數急劇上升，每天新增千人，僅僅一周，就增加到了將近五千人。受到義大利的影響，德國的病例數也在上升，一周新增五百人。看起來，歐洲的情況會和中國差不多，只不多時間上正好延遲了一個月。

很多人認為歐洲在應對策略上沒做好，中國有例在前，讓你抄作業還抄不好嗎？其實，中國的作業做得並非盡善盡美，歐洲想抄作業，也得有所選擇，適應自己的情況。首先來看看中國的作業到底如何？

浙江「領跑」的效果

疫情發生在湖北，尤其是武漢，一月份進入高發期，每天新增數千人。但是全國首先啟動防控一級響應措施的是浙江，它的成效如何呢？因為浙江是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地區，溫州人做生意遍佈全國，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全國商品流通的重要節點。大量的湖北人在浙江務工，大量的浙江人在武漢做生意。所以，武漢封城之前的人口自由流動，還是使得溫州乃至浙江成為除了湖北以外的感染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但是截止3月5號，武漢確診病例49797，湖北其他地區17795，總計大約6.8萬人，而浙江僅有1215例，是湖北的百分之二不到。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這1215中，有1000例出現在2月份的前幾天，也就是武漢封城以前的大量人員自由流動在之後的一周內甄別出來的。在2月6號以後的一個月內，浙江僅僅增加了70例，而同時期的湖北從大約2.5萬例增加到現在的6.8萬例。浙江一級防控的效果顯露無疑。

由此反觀歐洲，德國和義大利的關係和地位，類似浙江和湖北。現在疫情首先爆發在義大利，德國卻沒有採取和浙江一樣的管控措施。結果，雖然德國的病例絕對數僅僅是義大利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增加的速度卻是差不多的。一周之內，義大利增加幅度是415%，德國是555%。這反證了當初浙江的作業的有效性。沒有防控，也許浙江現在的確診病例數是2700人。

但是浙江的問題在於：這樣的防控措施是無差別的，並不僅僅針對湖北，而是全國所有非浙江地區。這樣的措施被全國各地複製，導致現在的經濟基本陷入癱瘓狀態，復工進展緩慢。實際上全國除了湖北地區以外，早就控制住了疫情。如果能夠在2月20號（從此以後每天全國新增病例數小於30例，按照30個省級行政單位計算，每個省不到一個）及時取消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的管控措施，將會更加有利於經濟的復甦。現在時間已經過去半個月，各地的復工政策還拖拖拉拉，瞻前顧後。假設防控狀態下的生產少於正常狀態的四分之一的話，那麼延遲復工半個月，對全年GDP的影響就是大約百分之一，絕對值一兆人民幣。所以，歐洲的防控措施可以做得更加有針對性，從而減少對經濟的衝擊。

經濟同樣影響生命長短

很多中國人認為，和生命受到危險的風險相比，經濟不算什麼，犧牲一點是沒關係的。這實在是很錯誤的觀點。經濟不僅僅是錢多錢少的事情，它同樣影響著生命的長短。統計數據表明，一個經濟體的人均GDP越高，這個經濟體內個人的期望壽命也就越長。換而言之，GDP的每一分錢，都可以換算成為生命的每一秒鐘。這既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故作驚人之論。因為經濟水準高，人的營養好，抵抗力自然高；經濟水準高，同樣意味著醫療條件好，遇到疾病後的治癒率也就高。

比較浙江和湖北的另外一個指標是新冠病人的死亡率。截止3月5號，湖北地區的死亡率高達4.37%，絕對數大約三千人。但是浙江感染病例1215之中僅僅死亡一例。不僅顯著低於湖北，就和周圍的其它地區相比，也低了不少。要注意，湖北的這個死亡率水準還是在得到全國總計超過三萬醫護人員的支持下獲得的。如果沒有這些支持，不知道湖北會是什麼樣子。而浙江的低死亡率並不是一個孤例。如果統計全國五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這是全國的平均水準）的省份（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和山東），你會發現這五個省份的平均死亡率只有千分之3.5，顯著低於全國非湖北地區的平均數千分之8.5。而這五省的人均GDP是14656美元，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大約40%。

反觀歐洲，德國的人均GDP是47600美元，大約高於義大利人均GDP的38%。截止目前，義大利的死亡率4.2%，和中國湖北地區相差無幾。而德國的死亡率還是零，不知道它能夠保持多久，也希望它一直保持下去吧！

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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