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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中國青年的憤怒

2021年6月7日

「躺平」和「內卷」最近受到中國輿論的高度重視。政論家鄧聿文認為,在中共百年黨慶將要舉行前,這兩個網路熱詞的流行對於當局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China Arbeitskultur 996
中國網路行業盛行「996」工作制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S. Zhentao

(德國之聲中文網)簡單地說,「躺平」意指放棄靠拚命工作來攢錢,不斷產生焦慮而傷身的生活模式,採取主動降低自身慾望,從而緩解生存壓力的一種生活哲學。「內卷」用一些學者的話說,指「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及「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兩者的意思剛好相反,一個代表「退出競爭」,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事實上,「躺平」針對的恰是「內卷」所代表的強迫自己拚命工作,來獲取相對別人的微小競爭優勢,它實際是一種無意義的內部競爭,但卻導致競爭者身心疲憊,於是索性就降低生活目標,以一種失敗者的面目退出競爭的人生哲學。

「躺平」和「內卷」流行於90後和部分00後群體,說明這兩個群體的就業環境和生活處境很不如意,這同他們給世人的直覺印象頗不吻合。因為90後尤其00後是在物質富裕的年代成長起來的,他們大多為獨生子女,受過良好教育,比其父輩視野廣闊,似乎也更自信。按理,他們對當下,對工作和生活,對未來,理應更積極樂觀有為,不會生出內卷和躺平情緒。而現在這兩詞反映了這兩個群體面臨來自企業內部的競爭壓力、職業上升空間的狹窄以及就業難。

其實,這只是90後和00後從邁入職場和社會的那刻起遭遇的困境之一,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上述兩代人還面臨著其他他們無法掌控的困難,其中最突出的有高房價、高生育成本以及社會給他們所能提供的改變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過去十多年,中國的房價經歷了讓人心跳的上漲過程,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心嘆,要麼背負著沉重的房貸。生兒育女、撫養小孩同樣負擔沉重,以致90後中的丁克家庭如今越來越多。社會的開放雖看似給了年輕人無數機會,然而每種機會都有門檻,都已經被他們的前輩佔據,今天不像他們的父輩處在野蠻生長的時代,只要有想法敢行動,就有機會改變命運,但這種機會大大減少。

為什麼中國社會的發展要年輕人來承受這個代價?如果說西方也曾出現「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它背後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今天中國青年的「內卷」和「躺平」實際也是在表達一種對社會的不滿乃至憤怒情緒,這種憤怒是否會導致社會出現危機,或者它本身就是危機的一種表現,值得關注。

改革開放名義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

某種意義上,中國目前的高房價、高物價、高生存成本、青年就業難、低社會機會以致年輕人不得不從事高強度、無意義的競爭來確保自己的職場存在,這是中國40年在改革開放名義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在40年裡把西方資本主義在二、三百年走過的路都走了一遍,將後者二、三百年的發展濃縮在四十年內,本身就會導致問題和矛盾的發生異常集中和尖銳。但與西方不同的是,後者的發展近似於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自然發展過程,它最直接的動機和目的是為瞭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儘管也含有讓民眾富起來的目的。

正因此,當局實行的社會經濟政策就其本質而言是只破不立,即凡有利於破除舊體制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都可以,包括道德和環境的破壞,勞工權利的犧牲。在改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沒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規範市場應有的秩序。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言,這一政策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務實選擇,然而它的要害在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先富起來,落實到現實層面,必定是那些有權力有資源或者接近權力的階層。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部分有「野心」敢幹的平民借助該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這就導致先富政策必然以社會的兩級分化為代價。此種情況越到後來越嚴重,因為掌控財富的階層就在中共內部以及與之有聯繫的人,他們是沒有動力和機制去改變這種高度失衡的財富分配格局的。

另外,當局為了做大經濟蛋糕,一面鼓勵和扶植民營經濟的發展(至少文件如此),另一面也嚴格限制勞工權利,不準勞工組建自己的組織。由於這種政治的介入,雇傭勞動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便天然處於弱勢,沒有實力去爭取包括薪水在內的有利處境,從而加重了貧富分化的程度。這種情況於今也沒有本質改變。在網路行業的「996」式工作機制中,員工只能「自願」接受這種工作安排,此乃該行業產生內捲心態的重要原因。

這當然不是說90後的前面幾代就沒有承擔高房價和高物價等的後果,而是這些前代已經積累一定財富有能力對沖這個社會成本,但90後和00後沒有這個財力,特別是來自三、四線城市和小城的90後和00後們,他們是內卷化的主體。之前的幾代,從50後到80後,雖然在每個代際內部也存在很大的貧富差距,然而作為代際整體還是在改革開放中受益的,即使80後群體,也趕上改革開放財富盛宴的末班車,但當90後以獨立的個體身份進入社會後,他們基本沒有受益,這就使得這兩代年輕人和包括他們父輩在內的前代相比,在分享社會財富方面,存在著財富鴻溝的代際差距,原因當然和當局的發展政策有關。

房價上漲必定要有人來承受代價

房價的上漲最能說明這一問題。中共因為政績合法性的需要,必須刺激經濟,製造一種財富幻覺讓民眾滿足,而刺激經濟需要寬松貨幣政策,房地產作為不動產和財富的象徵就充當了超發貨幣的蓄水池,房價也就節節攀升。受這個邏輯驅動,甚至在經濟不景氣時,當局直接用房地產來拉動經濟。但上漲總有盡頭,可當局不能刺破房價泡沫,因為隨著每輪房價的上漲,參與財富泡沫游戲的人越來越多,一旦刺破泡沫,房價劇烈下跌,不但很多取自房子的人其財富將清零,風險也勢必會蔓延到銀行等金融部門。這是一個連鎖反應,所以當局這幾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調控房價,擔憂的就是房價突然破裂,社會將一地雞毛,衝擊統治。

當局這幾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調控房價,擔憂房價突然破裂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Imaginechina/Liu Debin

然而,房價上漲必定要有人來承受這個代價,現在就落在了90後和00後身上。在當局大力調控房價的這幾年,也正是90後們大量進入職場之時,或許這只是一個時間巧合,但也可能經過精心算計,90後們正好碰上了這個高成本時代。只是對他們來說,難於理解的是,他們的前輩,甚至僅僅比他們大幾歲的80後,無須像他們一樣努力工作,靠房租就過上比他們舒適得多的生活,憑什麼?他們把這歸罪於機會的不公和黑心的資本家,由此派生出對資本和所謂自由市場體制的不滿和仇視,而不知道或不願去追究這背後的制度因素。

產業結構不合理

另一方面,內卷現象的出現與就業結構的不合理有關,而就業結構的不合理又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的表現。90後和00後的內卷現象,主要發生在科技企業特別是網路企業。這些行業的就業主力軍多為大學以上學歷的年輕人。而在勞動密集性行業就業的年輕人,則以農民工為主。這些年來,後者的薪水提高得很快,說明藍領工人短缺,而網路行業盛行「996」工作制,說明員工過剩。低端產業就業供不應求,高端產業就業供過於求,表明低端產業佔有經濟的比例高,高端產業佔有經濟的比例低,從而說明中國這些年的產業轉型和升級並不成功。

90後和00後的內卷現象,主要發生在科技企業特別是網路企業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M. Kappeler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當90後和00後因殘酷競爭而感到內卷並決定以躺平方式退出競爭時,未來對中國會發生什麼顯然不言而喻。對當局更顯不利的是,造成內卷的過度競爭本來應該通過產業轉型,擴大高端產業比重來解決,但中美對抗加大了中國產業的轉型難度,甚至會蔓延到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業。中國的低端產品主要供出口,美歐是中國的出口大戶,一旦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必然會波及出口,導致中國的出口企業倒閉,從而造成這一行業的藍領工人大量失業。如果屆時高端和低端產業同時或連續出現失業潮,無疑將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引導輿論批評資本和資本家

中國當局雖已預感到「躺平」和「內卷」暗含的危機,但卻對它們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有意割裂兩者的內在聯繫,批評前者為消極的人生觀,對後者則引導輿論去批評資本和資本家,讓90後們把不滿和怨氣發洩到提倡「996」的馬雲們身上。資本當然有責任,但當局既不敢讓工人團結起來,也不願官方工會介入勞資雙方的談判,無力去糾正失衡的分配政策,因此只能把政策的錯誤諉過於馬雲們。

對處於內卷狀態的年輕人,當他們無法把矛頭指向當局,就只能指向資本,從而在「無形」中養成了他們的反資本、反自由市場,將內卷的問題視為資本和自由市場的過錯,甚至用激烈的民族主義去對抗資本和市場。把青年的內卷之火引向資本,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之怒,這雖是當局樂於看到的,然而,若解決不了「內卷」和「躺平」背後畸形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長久而言,累積的憤懣最終有可能會反噬中共。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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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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