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看架勢，中國政府要把教培行業的資本趕盡殺絕。很多人不解中國政府為何此時對教培行業如此行事？因為在外資和本土民間資本逃離中國的情況下，政府的此一措施只會加速它們撤離中國，這對北京似乎並不有利。

看待中國政府對教培行業的整頓，不能只從資本或為學生減負的角度，須站在北京的立場，看它想達到或實現何種目的，才不會感到意外。如此大張旗鼓的動作，背後必有不便公開言說的意圖。

一些論者認為中國政府此舉有兩目的，一是旨在顯著減輕學生的課外負擔以及家庭的經濟負擔，二是有助於部分緩解目前過低的人口出生率。中國負責執行當局「雙減意見」的教育部負責人在該意見發布後的答記者問則把這次整頓指向三點，（1）校外培訓機構規模總量龐大，恐擾亂學校正常教育教學秩序；（2）違法違規情況突出，嚴重損害群眾合法權益；（3）被資本裹挾狀況嚴重，破壞了教育正常生態。然而，無論是觀察家們的看法還是教育部的說法，都只道出了部分事實。

教培行業已成中國的巨大產業，虛火旺盛。根據相關咨詢機構估計，2021年，中國教育科技行業的市場規模將超8000億元人民幣，其中語言培訓是課外輔導中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3.775億元，增長至2019年的6191億元。另據新東方教育的上市招股書，全國K12課外輔導學生總人數已從2015年的2.026億增加至2019年的3.253億。在需求激增下，教育科技行業正在成為中國新消費崛起過程中的「搖錢樹」。有統計數據顯示，僅去年一年，就有多達100億美元的風險資本湧入該行業，催生了數百家初創企業、應用程式和教育科技平台，提供從K12輔導到小學數學、語言技能和音樂的教育服務。

可這也對許多家庭產生了高昂的成本壓力和經濟負擔，因為家長都不想讓自己的子女輸在所謂起跑線上，從而不惜超越自身的經濟實力也要把錢花在子女教育上。過多資本進入教培行業，並非有志於教育，而是沖著這棵「搖錢樹」去的。資本這種追求短期利潤的心態必然會與教育作為天然的長期主義的事業產生衝突，教育是需要長期的耕作才有回報的，而資本沒有這個耐心。大量資本入場，無疑會擾亂整個行業的生態，從而帶來合同糾紛、價格欺詐、虛假宣傳、缺乏資質等亂象和問題

教育內卷愈演愈烈 

中國政府對校外培訓機構下重手整治，表面理由是要減輕學生的作業負擔和家庭的經濟負擔，但實際目的是通過這種整治盡可能縮小因教育的公平問題而對普通大眾特別是中產階級產生的教育「內卷」現象。以高考為指揮棒的中國教育表面上維系公平的形式，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實際蘊含著巨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地區、城鄉和階層的差異。不同地區之間高考分數和錄取人數標準不一；優質公立學校絕大多數位於城市，鄉村沒有好學校和好老師；在正常的上學之外，經濟殷實家庭還為子女購買大量的課外輔導，學習各種技藝，有錢人也把孩子送到學費昂貴的私立名校，而普通家庭的子女能夠上一般的輔導班就不錯了，上述現象最近十多年來有愈演愈烈趨勢。

基礎教育的公平鴻溝讓學生甚至提前到幼兒園就開始激烈競爭，各階層尤其中產階級把大量資源投資於子女教育，不僅對改善生活品質的其他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教育的不公平本身長期累積也會使他們對中國政府的向心力下降。北京當然明白這點，而且現在又遭受外部環境嚴酷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雙重壓力。中國前段時間公佈了七五普人口數據，警示人口危機已經到來，即使放開三孩，願意生育的育齡婦女也大大減少，其中一個原因是養育孩子的成本過高，而在這個成本中，住房和教育是主要的兩塊，尤其教育，花費一般家庭收入的大部還不一定能夠見效，這會使得年輕父母對生育三孩望而卻步。打消他們的生育顧慮，就要降低育兒成本。為此，中國政府在《關於改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專門提出，將學生參加課外培訓頻次、費用等情況納入教育督導體系，平衡家庭和學校教育負擔，嚴格規範校外培訓。最近對學區房的打壓也是出於同一施政邏輯。

除了減輕學業和學費負擔，解決中產階級因教育產生的內卷以及促進人口出生率外，中國政府此次整頓亦有切斷資本通過進入校外培訓而挾持中國教育以及培養什麼樣的人，從而達到重塑教育的目標的另一意圖。

教育為什麼人服務

教育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性。培養什麼樣的學生，是德智體美均衡發展，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還是一架考試機器，被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所俘獲，從來是中國政府在意的問題，尤其在目前中美對抗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這個教育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變得更突出和迫切。一般來說，從幼兒園到初中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可塑性非常強，而從青少年的成長規律看，他們應該接受的是快樂教育，有健康的心理，興趣愛好得到開發。可現實遠不是這樣，學生被沉重的課業壓迫著，大量時間消耗在各種做題和考試，家長想盡辦法讓子女在激烈的競爭裡勝出。這從中國的學生近視率高居全球可見一斑。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嚴格來說不符合中國政府設定的接班人標準，因為他們作為考試和應試機器，缺乏使國家成為全球最強大國最需要的基本的創造力。

然而，學生埋首在課業負擔裡，問題不是出在學校的正規上學時間，而是校外的各種補習和培訓班。現在教育當局對義務階段的教學和學生作業有明確規定，盡量減少他們的負擔，老師不能佈置過多的作業讓學生回家去做。可教育當局的「減負」架不住家長為子女「增負」的焦慮心態。你不讓自己的孩子做過多課外作業，但人家的孩子參加各種課外輔導，他的考試成績可能就比自己的孩子好，能夠上重點高中，考好的大學。在這種競爭心理壓力的支配下，學校雖然為學生「減負」，家長卻又不斷為子女「增負」，各種校外輔導班、補習班應運而生，各路資本進入教培行業推波助瀾，應試教育的戰場和學生成績的好壞從原來的學校轉移到校外培訓機構，學生被奪去了青少年本應享有的快樂時光。

在各種校外培訓中，語言培訓特別是英語培訓又格外火爆因而經久不息。在中國的城市尤其大城市，各種針對青少年甚至學齡前兒童的英語培訓廣告隨時都能碰見。不少青少年參加校外英語培訓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將來有送他們出去留學的打算。但即使沒有這方面的考慮，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在英語學習上落後，這當然有高考英語的壓力，可是被這種培訓潮流裹挾的父母也不在少數。

校外英語培訓各機構無一例外都採用美英的教材和教程，老師也多來自美英到中國淘金的。這些教材、教程和老師傳遞的是美英的價值觀和思維模式。中國青少年長期接受美英文化和價值觀的熏陶，以前也許不是一個突出問題，但現在外部環境不好，自讓北京擔憂，特別是這個社會所謂的精英群體，包括企業家和高管、政府中高級官員、高收入專業人士、海歸菁英的子女，他們比一般家庭的子女更多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甚至是系統性地接受西方的教育，那麼，在他們長大後如何保證對中國的歸屬、認可和忠誠，不威脅到中共統治？

切斷教育與外資的聯繫

中國的校外培訓機構，也漸有被幾大教育公司壟斷的趨勢，例如新東方。而這些教育培訓公司都在海外特別美國上市，它們的大股東都有外資背景，有很多是境外資本，說外資已經深度介入中國的教培市場，並不過分。這些離岸資本游離於中國政府的監管之外。北京不可能長期容忍這種情況的存在，尤其在目前，不能讓教培行業過度資本化，需要切斷教育與金融特別是外資之間的聯繫，否則，它就無法實現重塑教育的目標，而從融資這個源頭限制外資進入教培行業，對北京來說，反正犧牲的是外資。

因此，我們必須從政治的高度去理解北京的整治行動，這不單純是個校外培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一切都政治化，以確保中國在接下來的中美的長期競爭和對抗中，按照北京的意圖勝出。這應該是北京的深層政治用意。從短期看，中國政府的整頓舉措也許能達效果，但中長期就未必。因為教育是一種高度私人化的事情，尤其考慮中國有重教的傳統。

學生課業負擔的沉重根本上是基礎教育的公平缺失。中國政府打擊私立教培機構的同時，如果公立學校不能提供公平均衡的教育以彌補這塊損失，市場遲早會以各種變通的方式規避監管，不排除未來會大規模捲土再來。而鑑於中國教育資源在城鄉的不同分配、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差距，以及高考錄取分數和人數在不同省市的標準不同，它們由來已久，形成了深厚的利益集團，對它們的改革牽一發動全身，積重難返，難以樂觀，北京有可能最後留下一個爛攤子。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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