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月6日閃電訪問韓國之後，韓國朝野博弈進入一個微妙的新階段：據1月9日、10日引起韓國內外眾多關注的民調顯示：尹的支持率突破四成大關，為去年三月以來的最高支持率（韓國民意研究所KOPRA）；而朝野兩黨支持率亦趨於持平，執政黨國民力量黨以34%的支持率力追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36%），甚至重回「12‧3緊急戒嚴」事件發生之前的水準（民調機構韓國蓋洛普）。
顯然，布林肯對代代總統崔相穆體制所強調的公開信任，以及對韓美同盟的贊譽，為混亂之中的韓國政壇帶來了一定的穩定作用：雖然繼政壇老將代總統韓悳洙亦被在野黨主導的國會急速彈劾之後，崔相穆亦面對「玩忽職守」的警方提告（1月7日）與最大在野黨黨首李在明言辭之中的彈劾威脅，其卻在國務會議上坦然表示：「公職人員只應在乎國民和歷史的評價而正確判斷」；而針對公調處目前第二次試圖抓捕尹錫悅總統的行動，則明確指示政府機關之間不能發生物理衝突。
而崔相穆體制的相對穩定，以及時間的推移，無疑將為總統彈劾事宜及韓國國民帶來較為充分的思考空間。可以預見的是：新一階段的朝野角力，將主要集中於程序正義及法理的思辨。而相比簡單急速、群情激憤的「扳倒總統」的「青瓦台魔咒」，公開的辯論與思索，以及針對緣由、過程及對策的各種系統性細節性檢視，或許將為韓國這個民主後發國家帶來轉型之路上更為深刻的成熟與蛻變。
就尹錫悅的「戰鬥到底」與福山博士商榷
在韓國國內局勢之外，國際視角也為此提供了一些解讀。譬如：本文作者曾於上篇時評（《「青瓦台魔咒」與尹錫悅總統彈劾案》）中引述美國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強調的國家治理能力（state）與法治原則（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之間的平衡關係；而近日福山博士亦親自點評韓國時局，認為「緊急戒嚴」風波是由總統尹錫悅一個人引發：其因在國會陷入僵局而感到焦慮，本應承認戒嚴失敗並辭職，但卻聲稱「戰鬥到底」，因而在韓國這樣的重要國家引發了領導人空缺的危機。
然而，此次福山博士的觀點在筆者看來，似乎較為充滿建制派理想主義或單純的學院派思維，並未充分考慮到韓國政治制度（即「1987年體制」）的實際設計缺陷及日趨極化的政治生態：
首先，在總統權力過大（兼任國家元首、軍事司令與國家最高行政長官）、任期偏長（五年制）卻又不得連任的政治體制之下，洶湧的民意及強大財閥世族的幕後加持均成為政斗或黨爭的重要利器。而基於「熱血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背後並無保守派勢力的特別支持；其在在野黨利用的洶湧民意之前，所依賴的唯有憲法法理與訴訟程序。倘其一旦輕易放棄，不僅使自己的個體命運在激烈的「清算文化」之中陷入萬劫不復之深淵，亦使得樂此不疲的「青瓦台游戲」循環向前、了無改觀。
其次，從保守派總統朴槿惠2016年陷入「閨蜜門」醜聞開始，其已基於施政實踐與壓力而有意推動修憲，以建立「分權型總統制」：即總統把握國防外交，內政則更多交與總理，並承諾自己不會連任。但由於在野黨當時一心促其無條件下台並取得彈劾成功，這一設想並未取得任何重視或制度性成果。這導致韓國的朝野角逐至今仍然聚焦於執政權力的絕對性爭奪，黨爭與對立文化並無任何改變。特別是由於尹錫悅總統僅憑不到1%的微弱優勢上台，並從伊始面臨「朝小野大」的「國會獨裁」——其堪稱「跛腳鴨」的施政局面可謂格外突出，並造成了政治鬥爭的空前白熱化。
基於此，尹錫悅總統所堅持的「戰鬥到底」以及將親自出庭憲法法庭進行辯論的主張，不啻將突破單一性街頭政治及彈劾手段的激情與狂熱，有望從更多角度使得「1987政治體制」的設計弊端清晰地浮出水面。如同其任職之初不顧部分民意反對而將總統官邸搬至龍山區國防部大樓，此種決意打破「青瓦台魔咒」的「固執」亦令世人思考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就憲政體制的一些洞見：即面對各懷私慾或各持利益的公民及組織，民主政治並不在於無節制的妥協，有時甚至需要「反事實地」參與政治立法的民主進程予以推進。
因此，於筆者看來，或許唯有當韓國朝野上下觸及「1987年體制」弊端進行公開激辯，並試探以修憲推動總統制改革、議會制改革（譬如同時將欲與總統權力平分秋色的議會權限分流為上下兩院），巧妙對雙方權力進行制度性的制衡，方為徹底破除「青瓦台魔咒」、長遠性地穩定韓國政體、並保護每位總統執政權益的實用性策略。
一些重要看點及幾個法律程序問題
除此之外，就在野黨黨首李在明而言，利用尹錫悅宣佈戒嚴之錯誤或「失誤」，不惜一切代價逮捕總統，竭力提前進行大選，這既是保障其利用時機順利登上總統職位的「天時地利人和」，亦是其擺脫自身司法羈絆的捷徑。畢竟，當其已被一審判決違反《公職選舉法》的案件若維持原判，其將失去國會議員資格並排除在下屆總統競選之外。雖然其意圖採取拖延措施，但二審日期目前已經確定為本月底開庭（1月23日）。 正是出於此種時間危機，其和身後共同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力圖以「摧枯拉朽」的激進態度掃除一切政治障礙，但其頻繁的彈劾手段與「越界嫌疑」卻越來越多地引起程序爭議及合法性質疑。譬如，其急速彈劾拒絕任命憲法院法官、本在政界長期有口皆碑的老將代總統韓悳洙，並多次要求代代總統崔相穆下令總統室警衛處響應逮捕尹錫悅。面對後者基於《公調處法》本身法理依據的置之不理，在野黨亦在發言中暗示其大有遭到彈劾的危險。
然而，當極端化的政治手段過於頻繁地持續應用，卻反而會引發國民的質疑與憂慮：即在野黨是否不惜以政斗凌駕於政治？一個樂此不疲的鬥爭型政黨是否會妥善引領、穩定國家並關注民生？此外，目前試圖沸沸揚揚二度抓捕尹錫悅的韓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公調處）亦面臨合法性的爭議性發酵：一是因其申請到的首爾西部法院（地方法院）簽發的總統逮捕令被認為不具資格，二是逮捕令和搜查令涉嫌由該院個別法官輕率違背韓國《刑事訴訟法》第110條與111條，即「搜查並不適用軍事、職務層面需要保密的場所」。
事實上，當權限不明、方式欠缺得體性的特別行動面臨的時間窗口越長，所面對的關於「獵巫性質」的質疑與反思則愈多。就目前時局而言，接下來的後續發展無疑將趨向於對尹錫悅總統較為有利的方向，這是因為：除卻上述關於法律程序與合法性的反思與發酵，尹錫悅執政的前半期政績正於年底盤算呈現出不可忽視的某些積極性成果：
一是在尹錫悅政府持續加大力度投入生育補貼福利之後，作為世界級「生育窪地」的韓國2024年人口出生率終於實現了九年以來的首次增長（增幅達3.1%）；二是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最新報告，韓國今明兩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測增速2.2%（高於2023年的1.4%），出乎韓國各界的自我預測；三是國際貿易方面，不僅2024年外商對韓直接投資（FDI）申報額同比增長5.7%，以345.7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韓國出口額亦同比增長8.2%，達到6838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並同時獲得了518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而在世界地緣政治的重要博弈之中，在布林肯訪韓當天，北韓故伎重演，聲稱成功試射了新型高超音速中遠程彈道導彈（IRBM）。雖然導彈射程及性能方面引發了專家質疑，但其機身改採用的新型材料等卻顯示，其似乎已經巧妙地逃避了聯合國制裁、或與俄羅斯進行了技術新合作。而在包括派遣軍力參與俄烏戰爭等高歌猛進的朝俄軍事同盟之下，尹錫悅總統力圖建立的美韓日軍事合作機制再次提醒民眾審視韓半島的安全策略。顯然，即使於中國而言，避免與俄羅斯、北韓、伊朗等「獨
裁政權」綁定，巧妙地運用韓國作為接近美西民主發達國家的橋樑，亦是策略性地破除中西對抗或經濟封鎖的實用性之道。
因此，綜上所述：以「快、快！」（빨리빨리！）之高效精神而急速實現漢江經濟奇跡與社會民主化轉型，從而被譽為「東亞政經模範生」的東北亞重要國家韓國，倘若能於當前複雜的尹錫悅總統彈劾案中適當放慢步伐，充分秉持法治與程序正義，並借此契機靜下心來尋求民主體制的全面檢視、回望與補漏，即使這一過程伴有陣痛或不夠「激情審美」，亦或能助力韓國邁向更為成熟的民主道路，為自身及世界繼續提供寶貴的經驗與啟示。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曾求學於韓國延世大學、檀國大學，並執教於韓國弘益大學、慶州大學等多所高校。此後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係、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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