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聯俄，拉南方，反美、反西方"，具體來說，就是把俄羅斯作為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進行全面深度的合作。利用"一帶一路"等手段把南方各國拉進自己的圈子，在聯合國拓展席位。凡是美國、西方的東西 （除了西方的資本和技術），一概不接受，更不用說所謂的價值體系。至於以美國提出任何維持現有秩序的措施，一概拒絕。
習近平的轉折
習近平外交上的轉折，實際上在烏克蘭戰爭快發生時就開始。只是北京一直不公開而已。在奧運會之前，中方已得知俄方要發動侵烏戰爭，於是特意告知莫斯科，等北京的奧運會開完後再打，否則就等於殺了風景。而今年五月普丁告知習近平， 他的手下的官員們出賣給美國的軍事機密，習一方面對普丁密告感謝不盡，決定來一次大清洗。另一方面已經徹底拋棄了所謂的中立之擋箭牌，拋棄了原來決定在俄烏至少是表面上斡旋的做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同蘇聯及俄羅斯的關係經歷了曲折起伏的發展。從五十年代中蘇友好結盟，到六十年代關係惡化，甚至爆發邊境武裝衝突，之後陷入長期的對峙封凍。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開始穩定好轉，並在習近平和普丁治下形成有力的利益聯盟。
圖片來源： Sergei Karpukhin/Sputnik/REUTERS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年底，毛澤東赴莫斯科訪問，並在蘇聯停留兩個多月，參加了史達林70歲生日慶生活動（圖）。事後毛澤東抱怨受到史達林的冷遇，以及簽約會談進展不順利。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結為盟友。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被外界視為中蘇關係的「蜜月期」，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協定，蘇聯從貿易、高等教育、核技術、工業等一系列方面向中國提供資金、物資和人員的援助，以幫助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政府1953年針對經濟發展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蘇聯的幫助和策劃下出台的。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向蘇聯學習， 「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圖為1956年出版的紀念中蘇友好條約6周年的報導圖冊。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於10月出兵參戰（圖為志願軍跨過冰封的鴨綠江），直接與美國主導的聯合國部隊對抗，中國稱之為「抗美援朝」。蘇聯沒有直接參戰，但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和資金援助。1953年6月南北雙方簽署了板門店協議：規定南北韓以北緯38度線為界停火，這固化了朝鮮半島的分裂格局。
1959年9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華（圖），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活動。當時中蘇領導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戰略利益方面的矛盾就已顯現。1960年莫斯科召回援華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北京則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以及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展開了長期的尖銳批評。
中國和蘇聯是世界上擁有最長陸地邊界的兩個鄰國。1964年中蘇第一輪邊界談判失敗。
1969年6月3日，中、蘇兩國軍隊在界河烏蘇裡江的珍寶島爆發衝突（圖為珍寶島中國守軍），雙方均有傷亡。同年，兩國又在黑龍江八岔島和新疆鐵列克提再次發生武裝衝突。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取道北京，在機場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緊急會晤3小時，達成共識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
勃列日涅夫任蘇共領導人後，中蘇關係依然處於對峙勢態。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兩國間幾乎停止了所有交往。1967年，紅衛兵曾衝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圖為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後，包頭鋼鐵廠工人抗議「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示威。
進入70年代後，中國開始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改善關係，1972年尼克森訪華開啟了中國向國際社會開放的大門。1980年代的蘇聯，則因入侵阿富汗遭到西方國家更嚴厲的制裁和對抗。1980年莫斯科舉辦奧運會，中國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陣營。
在蘇聯末期，中蘇關係有所緩和。從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蘇兩國政府特使就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12輪的磋商。1989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同鄧小平會晤。雙方在北京發表了《聯合公報》，標誌兩國關係正常化。
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宣佈承認俄羅斯為蘇聯的繼承者。兩國最高層之間開始恢復往來。1999年，《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簽訂，遺留已久的邊境劃界問題基本得到解決。2001年普丁上台後，俄羅斯與中國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0年，兩國確認"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圖為普丁、布希和江澤民在2001年的上海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
進入新千年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北京和莫斯科都有意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金磚國家」（BRICS）峰會、上海合作組織（2002年成立）這樣的多邊平台為此提供了機會。圖為2016年10月在印度舉行的金磚國家首腦峰會。
習近平和普丁這兩位威權專制領導人，有著相似的大國政治信念。在堅定鞏固自身權力的同時，也都希望打破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2022年2月普丁訪問北京、出席冬奧會期間，中方強調中俄「友誼無上限、合作無止境」。圖為2018年習近平在俄羅斯遠東港口海參崴与普京品嘗魚子醬煎餅。
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在國際上備受制裁和孤立。但中國始終拒絕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而指責美國和北約應為衝突負責，反對制裁，呼籲重視俄方的「安全關切」。同時中國大幅擴大從俄羅斯的進口，特別是能源進口。2023年3月，習近平訪問莫斯科，成為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首位訪俄的大國元首。
而全面深入地俄羅斯的合作使得習近平覺得俄羅斯的軍事技術可以取代以色列的，於是，當哈馬斯跟以色列進入戰爭狀態時，中國一反以往對以色列"依賴"和合作態度，為了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維護"正義"的角色，開始對美國的盟友以色列憤怒譴責。 習近平在這裡的邏輯推理就是，既然美國不讓高精尖的技術包括軍事技術給我，那它絕對也不讓以色列作任何技術轉讓。既然如此，不妨跟以色列一刀兩斷。 而這種思路，部分也體現在北京現在處理紅海危機中。
當然，支持阿拉伯世界、迴避譴責哈馬斯，還有另外一種報恩的情懷。畢竟，阿拉伯國家不少首領們（包括阿巴斯）表示過，新疆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反暴恐、去極端化和反分裂，阿拉伯國家反對西方國家以新疆問題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於是，在以哈戰爭時，北京明確表示，"將繼續站在和平公道一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維護自身民族權利的正義事業"。
習近平外交的轉折，意味他決定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而不是踏實地跟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取得互信。他十一月跟拜登的會面實在是為了跟國內那些改革派有個表面的交代。但他心裡對重建中美關係並不寄於任何希望。
而他的外交政策矛盾的方面是，北京反對西方，但仍然需要西方，特別是西方資本和技術。作為一個全球化的得利者，北京沒有資本建立一個沒有西方的獨立的體系， 但時刻夢幻著新的體系的存在。但習近平跟鄧小平不同，他的最關鍵的錯誤恰恰就在於他無法用實用主義的態度來處理在意識形態與全球化之間矛盾。
這種實用主義的缺位，最明顯的案例就體現在目前北京處理紅海危機的一套思路上。
紅海危機起因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本來就帶著不少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在以色列周圍的那些流氓國家用支持巴勒斯坦的名義來對以色列發難。而葉門的 胡塞武裝便是其中一個。為了表示對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馬斯的支持，該武裝決定襲擊跟以色列有關的船隻。
但是，因為商業航運有個特點，即它的所有權既複雜又不透明： 船舶所有權、船舶營運和註册船旗往往各不相同，而且都不一定與船上貨物的所有權或目的地或船員的國籍有關。所以，一開始胡塞武裝的襲擊似乎還有所針對性，但後來由於識別的困難，就出現了無區別、擴大化襲擊的趨勢。 以致於連在北京的胡錫進都開始發問了：中國的商船在紅海安全嗎？
胡塞武裝憑借少量導彈和無人機，成功地使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動脈之一岌岌可危，於是紅海危機就露出水面。
危機的影響面
要知道，靠葉門的曼德海峽更是連接紅海與亞丁灣的唯一隘口，最窄處僅30公里寬，最深310公尺，且遍佈島礁，在阿拉伯語中有"淚之門"之說。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給胡塞武裝襲擊船隻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1月19日，胡塞武裝在紅海海域劫持一艘商船圖片來源： Houthi Military Media/REUTERS 紅海可謂是全球第二重要的咽喉要道；全球 30% 的貨櫃船運輸都要通過這條運河。每天有 710 萬桶石油和 45 億立方英呎天然氣通過曼德海峽（紅海南部入口）。每年約有兩萬艘船通過紅海穿越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再加上反方向的，一年得有四萬艘。
紅海航線受阻，再加上巴拿馬運河目前處於乾旱期，導致全球至少17%海運受到了嚴重干擾。德國貨櫃运輸公司Hapag-Lloyd已停止在紅海航行。這家油輪巨頭已停止通過紅海的所有運輸並且在軍事護航到位之前不會回歸。其他幾家全球最大的貨櫃航運也暫停了在紅海的航行。 而 航運公司繞道非洲，每次航行將增加100萬美元的成本和7至10天的時間。換言之，改道好望角將增加從亞洲港口到歐洲港口大約 60% 的運輸時間和燃料成本。 而目前的油價正在逐步走高。這樣，運輸的周期和運費大增意味著在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消費著將承受通貨膨脹的重負。
西方護航的難點
以美國為首的十幾個國家組成了"繁榮守護行動"（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護航團隊， 它將在現有機制 "海上聯合部隊"（Combined Maritime Forces）的支持下開展行動。但是，眾人周知，嚴格的護航-軍艦護送船隻-不太可能，因為這太耗費資源了。
首先，西方海軍與胡塞的武裝是不對稱的周旋。胡塞武裝是非國家行為體。葉門胡塞武裝被認為有較多導彈和無人機庫存，他們打正規戰力量有限，但是襲擊商船的能力綽綽有餘。 他們用的無人機、導彈、無人艇的成本遠低於跟保衛艦艇的導彈的成本。按照胡塞武裝的攻擊頻率，一艘戰艦的相關武器裝備在幾周內就會消耗殆盡，需要進行輪換和補充。 即便這是可能的，那麼維持海軍護航行動的成本將迅速上升到數百億美元。
而如果要直接打擊胡塞武裝，也並非那麼容易，而且這還得冒著使該地區戰事擴散的風險。
中國在丟失該有的機會
中國是全球海上貿易的最大來源國，也可以說是主要受益國， 在紅海危機中，中國是直接的利益相關方，而且僅以運送的量來看，中國受的影響可能比西方五大船運商更大。對於中國來說，大部分對歐出口都途徑蘇伊士運河。中國大約60%的原油進口，40%的貿易經由溝通地中海和紅海的蘇伊士運河。
如果在紅海護航，中國有條件也有有能力：首先中國有吉布地的基地。 中國官方自我宣稱，"10年 （2009-2019）以來，解放軍海軍護航編隊在紅海附近的亞丁灣已經為6600多艘中外船舶提供護航"。 索馬利亞海盜最猖獗的時候， 中國參與亞丁灣護航。 今年4月，中國海軍自稱把1100多名同胞從蘇丹安全撤離。
如果中國參與護航，那還能一箭雙雕。因為這樣還能增強自己的海軍在公海投射力量的能力。
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在電話中告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胡塞武裝襲擊紅海商船損害了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利益。美方希望中國在維護紅海航運安全上發揮作用。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假惺惺地說，"中方一貫主張維護國際水道安全，反對襲擾民用船隻的行為。我們認為，各方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大國，都應為維護紅海水域航道安全發揮建設性負責任的作用"。但國內的媒體卻展示是另一個面孔："美國居然拉攏中國海軍進入紅海為美以護航，真用心險惡"。
中國不參加紅海護航已成定局。理由就一個：凡是美國帶頭的，凡是有利於西方的，中國就反對。 "如果說我們中國參加了，那就等於和美國站在了一起，這樣美國就離間了我們中國和中東各國的關係。"面對著紅海危機，中國一些專家們倒是想到了戰略夥伴俄羅斯，危機促使北京加緊跟俄羅斯開發北極航道，因為這樣又省距離，在俄羅斯的照管下又"安全"。
說不定哪一天在紅海中國的中國貨櫃的船真的像胡錫進擔心那樣，受到胡塞武裝襲擊，那可也算是對習近平蹩腳的外交的報答吧。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第3次宣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0年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對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外推行強硬外交、宣傳東升西降，聯俄抗美。一起回顧習近平執政這10年為中國帶來何種轉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上，2952名與會代表投票表決，一致支持69歲的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宣佈當選之際，現場響起如雷掌聲。由此，習近平打破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執政兩屆共10年的慣例，開始其第3個任期。
2013年，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並且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隨後中共展開了一系列黨內整治運動。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成為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打破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中國官方透露，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人數共計408萬9000人。反腐運動除了打擊腐敗官員之外，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治異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在此時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修憲案，取消了鄧小平時期定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後繼續連任鋪平了道路。 2021年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再度加深了對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議》寫道：「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時曾宣佈，消除貧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標。 2021年2月，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然而，世界銀行對於「極度貧困」的標準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於1.9美元，中國的標準略低於世界銀行，約為每天1.7美元。經濟學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標準來衡量，中國還有好幾億貧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表示，僅管中國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儘管宣佈脫貧成功，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卻越來越大。為了調節此現象，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該次會議強調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會議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規劃，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勵富人捐贈，讓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此後，多傢俬企成為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等人紛紛宣佈退居幕後，避免惹禍上身。
近幾年，中國政府開始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在習近平「房住不炒」的口號下，北京開始採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畸形擴張。 2021年推出對房地產企業實施限制融資的「三條紅線」，要求房企壓縮負債，這導致以恆大為代表的一批地產開發商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使以往熱絡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明顯降溫。 2021年7月，中國政府推出「雙減」政策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被視為宣告教培行業的「死刑」。教培領軍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的股價，分別暴跌超過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悄悄擴散，當局在疫情初期試圖隱瞞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並且質疑當局「沒有人傳人」的說法。他隨後遭到上級約談、被央視新聞報導成「傳播謠言」，卻在一個月後死於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大部分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習近平仍強調，中國防疫將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中國一再出現大中城市全城被「靜態管理」，動輒數千萬居民處在被封鎖的狀態，經濟發展也嚴重受到防疫政策影響，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0.4%，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5名書店股東及員工突然失蹤，其中書店經營者李波事後證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輿論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人」的不滿。三年後，香港2019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發起的示威遊行遭到香港政府鎮壓。一年之後，中國人大2020年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批評政府的人士將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多間香港新聞媒體遭到警方調查或主動宣佈停止運作。習近平今年會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上，在批評者眼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針如今只剩下口號。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稱，須以嚴厲手段打擊新疆的「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習近平2014年訪問新疆就曾說過：「對暴力恐怖活動，必須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後來國際媒體的報導逐漸揭示有關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中國至今仍否認新疆再教育營存在，稱這些機構為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布了報告，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並提到中國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中國政府於2013年開始倡議並主導被稱為「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了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習近平所提出的「大國外交」的一部分 ── 將自身明確定位為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與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政府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至2021年為止，已對163個國家總計投資8430億美元。但近年來此倡議卻遭到不少批評，一些西方國家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例如斯里蘭卡和蒙特內哥羅便因為積欠中國高額貸款，而陷入債務危機。中國政府慷慨援助外國、免去窮國債務，則被一些人戲稱為「大撒幣」。此外，輸出中國工人到海外大量興建基礎建設，也引起生態和人權等相關爭議。
2018年，時任美国總統川普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其理由是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和中國互相對從對方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習近平當時曾稱，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如有必要中國會「反擊」。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除了承諾將在未來兩年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外，也承諾將進行一系列實質性改革。美國方面則除了少部份關稅有所降低，大部份維持不變。拜登上任後繼續延長對華加徵關稅。今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法案》策進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9月，美國政府宣佈禁止晶片公司英偉達和AMD出口高階AI晶片至中國。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審查其他有關中國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進技術落入壞人之手」。
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解放軍還宣佈，往後將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
2019年，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自烏俄戰爭以來，中國至今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而直指美國和北約挑起衝突。如今各國對俄羅斯實施抵制，中國反而漁翁得利，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低價石油。在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丁，期間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反對北約東擴，還稱「兩國友誼沒有界限，沒有合作的『禁區』。9月14日至16日，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首度邁出國門，飛往中亞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當然也和普丁會了面。
中國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邊界戰爭以來，印度便對中國長期有著不信任感。但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印將 2014年定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併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下來連續數年，習近平每年都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至少一次會面。 不過，2020年中印兩國部隊數度在兩國邊界附近的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後續在兩國官員進行數輪會談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期間，印度政府宣佈禁止民眾使用中国手机應用程式、印度全國貿易商總會呼籲全國抵制中國貨。近兩年，中印雙方關係仍因邊界糾紛而處於谷底。儘管習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組織峰會，但雙方並未如外界預期一般在峰會期間進行會晤。
梅克爾任德國總理期間，德中經濟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梅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前，中国官媒稱梅克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互動也非常熱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之間大幅提升鐵路貨運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工程、收購經營不善的公司。此種友好局面近年逐漸產生變化，2019年歐盟宣佈將中國稱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2020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但由於中國的人權爭議而被歐洲議會無限期凍結。 2021年，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歐中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無論是在經濟制度與應對全球化上，民主與人權上，還是在與第三國打交道上。」該文件也強調，習近平「轉向獨裁」引發歐盟嚴重關切。歐盟在今年中歐峰會之際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即使不支持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也至少別對其加以破壞。」不過，習近平仍高調展現和普丁的友好關係。
2015年，菲律賓向中駐菲使館提出外交抗議，要求北京停止在距離菲律賓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陸活動。華盛頓智庫公佈的圖像顯示了中國自2014年以來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進展，其中包含建設可供轟炸機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島等。接下來幾年，中方繼續進行擴建工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017年底刊文稱「南海島礁的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庫報告指出，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又興建了飛機庫，地下倉庫，導彈發射井和雷達等設施。 今年3月，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中國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島礁已完全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中方「在本國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然而，2015年習近平與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曾稱，中國在南沙群島工程，「不是以他國為目標或給他國造成影響的活動」，中國「沒有追求軍事化的意圖」。如今中國官方宣佈完成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過去習近平之言背道而馳。
與過去幾十年素來溫和的中國外交官們相比，自從川普出任美國總統，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外交官在國際間的作風漸漸轉為強硬的「戰狼式外交」。 「戰狼」一詞來源於2015年中國的一部同名電影，劇中一些台詞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功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報導稱，有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曾指示，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外交官們必須立場強硬地展現「鬥爭精神」。有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借戰狼姿態維護國家尊嚴，不如說是想表演給國民看，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以前中國總被罵軟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國家的外交迎合國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膨脹，卻在國際間引起其他國家反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20年公佈的研究顯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開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詞，內容廣泛，包括中國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當中192組敏感詞涉及中央領導層，其中87%與習近平有關，包括「習近平到武漢」、「習近平+疫情蔓延」等。該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強調「牢牢掌握新聞輿論的領導權」，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公眾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領導人尷尬，維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紐約時報》公佈的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正透過手機和監控取得公民個資以穩固政權。中國也連續數年蟬聯監控攝影頭密度最高的國家，全球近10億個監控攝影頭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國。這些監控網和自2014年以來推動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以規範公共行為、懲罰「失信者」。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表示要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儘管看似布下了涵蓋各個角落的安全網，社會事件仍時有所聞，今年發生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這也暴露了社會弊端不是僅靠監控和社會信用體系就能根治的。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 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2023年 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