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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投資滯後掣肘德國經濟

Thomas Straubhaar
2019年9月1日

經濟學家Thomas Straubhaar相信,威脅德國經濟繁榮發展的最大因素並非川普的攻擊性政策、中國的威脅或英國的無協議脫歐,而是投資弱勢,它會使德國落於人後。

Symbolbild | Erfindung | Erfinder | Idee
圖片來源: imago/Westend61

(德國之聲中文網)有關德國經濟會否、以及何時出現蕭條的激烈爭論掩蓋了一種對富裕而言更具根本性的危險。因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及接踵而來的經濟驟跌以來,德國國內投資太少。1991年,設備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08年的佔比尚未到8%;目前,其比重僅為6-7%。

蝸牛般投資速度如何在長期上會劇烈影響德國經濟的未來能力,可以從生產率上看出。生產率是投資的反射,因為,它衡量價值創造,即每個勞動力或每個工時的平均產值。

在此,當然能很直觀地看到,員工們是徒手、用鏟子、鎬子,還是使用挖掘機或其它重型設備開挖建築坑地;訊息數據是以手動方式、用攜帶型計算器、簡單的計算機,還是經由雷射、聰明的算式和人工智慧获取、加工。使用的電腦和機器人越多,生產率便越高,--說到底,也是因為,隨著使用新一代自動機,技術進步也進入了生產工藝,而生產過程越有效率,開價也就越具吸引力、經營規模便越大、可用於支配的收入就越多,更易分配給勞動和資本即人與機器。

勞動率爬行增長

在早前經濟騰飛階段的1970年代下半葉,德國小時生產率年均增長3.4%(扣除價格因素);80年代,年均增長3.0%;1990年代2.2%;從2000年至2008年年初,更降至1.4%;而在2009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的幾達10年的經濟上升期中,小時生產率年均增長僅1.1%。

作為投資保守及隨之而來的投資增速慢緩的結果,生產率的爬行般增長將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使德國的經濟繁榮不保。它的嚴重性超過川普的攻擊性政策、中國的威脅及英國的無協議脫歐。因為,生產率增長實為薪資增加的基礎。

本文作者曾任漢堡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dpa/J. Kalaene

在這裡,適用的乃是這條簡單法則:今天的弱勢投資行為導致明天生產率進步緩慢,使薪資水準凝固或僅微幅增加,--慢於其它那些國家,在那裡,普遍的無收銀台的無現金購物、無秘書的無紙張辦公、軟體機器人追債、審查保險賠付案證明、人工智慧医疗诊斷或X光片分析成為日常標準。

投資行為少以及由此而來的生產率進長緩慢,其原因眾多。但其中的一個值得特別關注,因為,它對未來是否能有所改善具有決定性意義。

哈爾茨-改革有副作用

時任聯邦德國總理施羅德及其紅綠政府在上個十年中期實施的《2010議程》和以彼德‧哈爾茨(Peter Hartz)命名的"資助和要求"勞動市場改革旨在使盡可能多的人有工作。與此相應,加大了對失業者的壓力,要求他們必須就業並因此接受報酬相對差些的工作。最終,德國就業數量快速增加,從2005年初的500萬一路降至2019年夏的227.5萬。這是一個巨大成就。

然而,德國的這一就業成果與一種副作用密切相連。它基於在雇員作為對創造及保持就業機會的回報而在增薪問題上採取克制態度。但是,一旦勞工變得便宜,對企業而言,便缺乏企業經濟動力,在設備、機器人或新一代數字技術上投資。畢竟,既然勞動力如此廉價,緣何還要使用昂貴的自動機?與此相應,現代化動力付諸闕如。

企業使用了人,而非機器。因此,在這個國家,眾多工作過去是、現在也是繼續由人工和手工,而不是由自動機和機器人去從事,--這本來是可能的,而且,在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體那裡如今已是普遍現象。在別的國家,薪資結算、記賬、物流、財務、保險業等領域,軟體和算式的應用遠多於德國,而若涉及購物和診斷,收銀員和醫生已然多餘。

既然勞動力如此廉價,緣何還要使用昂貴的自動機?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dpa/O. Berg

如同東德?

倘在過長的時間裡堅持工業社會的陳舊教條,那麼,處在訊息化和數據經濟學時代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就有可能遭遇前東德曾有過的命運:以低勞動率和與之相應的低報酬及富裕程度普遍低下為代價的全民就業和高度的就業保障。

未來,最優先考慮的該是生產率,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換取高就業。通過讓廉價勞動力去做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本可以萬無一失、更好、更經濟完成的工作,以維持眾多行業的就業崗位,這是一種必定失敗的戰略。

在長期上,競爭力和富裕只能經由更多投資(也在教育和科研領域)及由此而來的更多創新和更高的生產率才能得到確保。總體上人數雖少些,但素質更高、更有動力、更健康、更平衡並因而遠比現在更有效率工作,--這應是未來勞動市場政策的目標。只有這樣,才有能力支付高薪,從而使後代們生活水準的提高成為可能。

 

本文作者是瑞士經濟學家和移民問題研究者。他是漢堡大學國際經濟關係教授。從19992014年,他是漢堡世界經濟檔案館及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漢堡世界經濟研究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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