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首先我們來看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不管它到底是起源在哪個國家，中國至少是一個能對回答此問題的應該作出貢獻的主要的國家，因為它確實最早在那裡出現，同時，中國至今確實也沒有用一個透明、中立、科學的方法將世界對其初期的幾個疑點（比如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問題，武漢的零號病人等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解脫」、「逃避責任」的企圖，有的甚至做得很蹩腳。

新冠病毒的全球化是對瘋狂的經濟全球化一個嚴重教訓。民族國家的資本為了無止境地追求利潤，把生產線遷移到「最合適」的國家（在目前從全球化得利最大的就是中國），這一點從藥品製造業特別能體現出來。那麼，現在人們才開始意識到這種做法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如果歐洲美國的疫情時間拖得越長，這個問題將愈顯嚴重。 我們現在民族國家的領袖們似乎也跟自己國家的資本捆綁在一起，而現在開始逼迫他們考慮如何更巧妙地不讓一籃雞蛋都投放在一個國家，這樣就能使其更具應對危機的能力。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前提就是必要時民族國家政府有能力阻止資本的「純粹為了利潤的流動」。而這正是對現有的自由主義治理理念的一種挑戰。

我贊賞像裴敏欣（Minxin Pei）等中國問題學者以及像陳破空反對派人物的道德準則，但我不贊成他們這次對新冠疫情的分析。他們的觀點是，新冠病毒純是威權主義（即「中國製造」）的，它的大規模擴散也是威權主義的必然結果。我這裡暫且不談病毒的起源問題，顯然，在應付這種病毒傳播的問題上，中國大陸的做法是純粹威權主義式的，那是一種不計成本的、為了「黨」的利益所作的努力。即便這種做法在短期內似乎能抑制病毒的擴散，但是那種非人性、部分是超人性以及高成本的做法肯定不是世界各國想真正模仿的榜樣。那些在西方國家叫嚷要學中國的人，應該把他們送到武漢那個時期像武漢人一樣去體驗一下，那他們才知道中國模式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非威權主義國家即民主國家如何處理此病毒，那麼，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情境。 大體來說，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們這次犯的錯誤也不小。我們看到的是把病毒歸咎於民主黨的陰謀的川普，以及其在初期不負責任的敷衍了事;我們也看到在初期民眾與政府無法同心協力的義大利，以致造成如此高的死亡率以及感染人數;我們真是通過這樣的事件，才瞭解到歐洲的有的國家以及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缺陷，瞭解到歐盟的侷限性。

總之，民主國家在確實有充分的時間防止擴散的情況下，並非做得那麼順當（更不用說出色），這是值得思考的現象。義大利責怪得不到歐盟的援助，相反卻得到歐盟以外的中國的支持，這也值得歐盟領袖們的反思。目前歐盟各國都在趕緊關上國門，這也是歐盟領袖們對有的成員國病毒的瘋狂擴散束手無策的表現。

這次疫情也體現了民主國家內公民在其權力與責任認知和實踐過程中的問題。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有其對國家和經濟有利的方面，但是，在危機時期，如何使得公民更具責任性，在一段時間限制自己的「自由」，從而給群體創造機會，戰勝病毒。這看來，很多民主國家這種社團精神是不夠的。義大利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

作為一個學者，摒棄威權主義，這是道德的必須。但是，不能放棄對民主國家的批判態度。特別是要看到，現在的民主國家出現了不少威權主義式的人物比如說川普，或者像英國首相約翰遜這樣的民粹主義者。幸虧美國的制度依然存在，要不然，美國在這樣的疫情擴散中應付手段肯定會更糟。對民主國家持批判態度目的是保護和維護真正的民主，但中國的海外反對派在這方面有點遲鈍，這是他們的一大缺陷。

新冠病毒全球化也使得我們看到世界衞生組織某種意義上的無能。 如今世界各國最需要的是有效的防範措施以及這種措施的迅速推廣。這是這個組織必須做的事。應該承認，台灣、新加坡、香港是在這次抗疫過程中比較成功的案列，為什麼世界衞生組織不能把地球上這些成員的經驗推廣給其他國家？ 難道這個時候政治依然高於抗爭病毒嗎？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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